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上实行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相妥协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式的体制，而在中期又开始实现其经济上的从工厂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过渡，经济与政治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与更迭在文化与思想领域也得到明确的体现。这一时期，英国既产生了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理论基础的政治理论及革命学说，同时在经济领域，林林总总的旨在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发展进行理论诠释的各种经济学说及流派也纷纷出现。以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便是在这一大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与此同时，在教育实践及理论领域，英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欧洲大陆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把国民教育的推行与提高国民素质、发展国家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国际教育发展互相影响的痕迹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早年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转至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从1751年起，他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系统讲授逻辑学、政治学、修辞学和道德哲学。1764年，他开始旅居法国，其间加入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学会，结识了魁奈、杜尔阁等一批主张“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重农学派代表人。此时正致力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写作的斯密，深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与重农学派同样持有反对重商主义的立场。他回国后继续致力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撰写工作，并于1776年出版了令其享誉世界经济学领域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
在斯密看来，财富不在于那些金、银之类的贵金属，而是人们使用或消费的货物，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就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国家每年的劳动就是向这个国家提供它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设施的原始基金。一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总量与该国国民的整体劳动能力成正比关系。就个人而言，其所创造的财富量则与其劳动能力的高低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熟练的劳动技能往往是花费时间与学费、接受教育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斯密提出：“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利益的，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可是，这费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宗教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有受教育利益或宗教利益的必要的人自发地出资开支，恐怕是同样妥当，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利益”。[7]
一、大学教育观
（一）大学教师的职业特征
大学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具有职业的一般特征。即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往往与他们不得不作出此类努力的必要性大小相对应。教师的职业报酬，如果是他所期望的财产，甚至是他的普通收入及生活资料的唯一源泉时，他从事教学工作便会付出较多的努力。
（二）大学教育经费观
在大学教育经费问题上，斯密运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就当时欧洲大学的教育经费负担情况而言，普通大学与专门大学的基金主要来自地方收入、地产租金及君主拨付或私人捐助的专款的利息；来自社会一般收入的部分则微乎其微。
大学教育经费的不同来源，非但直接影响大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大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努力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大学教师的收入中，薪俸仅仅占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谢礼和学费，则会促使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勤勉和努力，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赢得学生的敬爱、感谢和好评。而假若教师的薪俸是其收入的全部来源，则“在这场合，教师的义务与利益，立于尽可能对立的地位了”[8]。教师则极有可能对自己本应竭尽全力从事的教学工作敷衍了事，而不是全身心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大学教师的管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