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有关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就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由古犹太人综合他们自己和古埃及、两河流域诸国、巴勒斯坦地区诸国的历史传说，并根据这些国家以及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编纂的《希伯来圣经》（后称《圣经·旧约全书》），提出了“上帝造人”之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摒弃了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耐（CarlVonLinné，1707—1778，亦译林奈）就在他的《自然系统》（1735年）一书中，大胆地将人与猿猴、狐猴、蝙蝠一同放在“灵长目”中，他又按照皮肤的颜色与其他特点，把人分为四类。[3]法国博物学家布丰（Buffon，1707—1788）虽然认为林耐的分类法是“屈辱人类的真理”，但他对于说明动物之间关系的证据不能熟视无睹，因此，他也曾说，“如果圣经没有明白宣示的话，我们可能要去为马与驴、人与猿找寻一个共同的祖宗”，但是他后来又取消了自己所说的这句话。[4]到19世纪中叶，由于地质学取得的成就和考古学的发现，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Lyell，1797—1875）才得以在1863年确定人类在生物的长系列中的地位，而且指出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期比公认的圣经年代学所说的年代要长远得多。[5]同年，英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在研究解剖学的证据以后指出，在身体与大脑方面，人与某些猿猴的差异比猿猴间的差异还要小些，因此，他将人类列为灵长目的第一科。[6]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名为《人类的由来》的专著，指出人类的诞生地可能是在非洲，人类的始祖是一种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关系最为密切的猿类。[7]他的这一推论已被现代考古学家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但是，他未能完全正确地阐明人类进化的机制与历程。在他以及其他人的论述中，人们也不能找到有关教育起源和教育思想产生的正确答案。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在批判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的科学见解。他将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三个阶段，并把从“攀树的猿群”到“完全形成的人”这一过渡时期，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阶段称为“人类的童年”。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行走。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这类古猿进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阶段，开始了人的形成过程。[8]恩格斯认为完成这一进化过程的标志是能够制造工具。他指出，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期还不会制造工具，但是已经能够利用天然工具——石块、木棒等，进行简单的劳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简单的劳动如何推动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脑、各种感觉器官、语言、思维和社会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