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世纪晚期（11—13世纪）的西欧文明与教育思想
经过6—10世纪的发展，西欧社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经济方面，随着农具和耕种方式的改善，自给自足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产生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城镇作为商业活动的中心，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的动力；在政治方面，教会虽然仍保持着无上的权威，但以国王为中心的世俗力量已有所加强；在文化教育方面，中世纪早期的荒漠状况也有所改变。西欧社会此时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就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言，西欧仍然落后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而且西欧社会仍然显得相当闭塞，缺乏与东方的联系与交流。进入11世纪以后，城市的迅速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自治运动的开展与行会组织的出现，为这一时期西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乎是与这些社会因素的发展进程平行，迁延将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1095—1291年），不仅促进了这些社会因素的成长，而且打通了与先进东方文化交流的渠道，引进了阿拉伯文化教育发展的成果，拜占庭文化亦传入西欧，为中世纪晚期西欧文化教育（包括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西欧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创新。西欧最早的大学于12世纪相继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建立；13—14世纪，中世纪大学已遍布西欧各国。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是一种自治的教授和学习中心，一般由一名或数名在某一知识领域具有声望的学者和慕名而来的青年学生自行组织，形成类似于行会的团体，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易。由于中世纪大学起源的特点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矛盾与竞争，西欧中世纪大学都获得了自治权。
除中世纪大学外，适应城市兴起后社会新阶层（手工业者和商人）教育其子弟的需要而产生的城市学校，也是中世纪晚期西欧教育制度中的新因素。城市学校基本上属于世俗性质的学校，因为它们必须授予学生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以及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所必需的知识。这些学校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可以说是西欧中世纪教育的一大进步。
和以上社会的变化，“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和教育制度方面的创新相联系，教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形式，以及其神学与教育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特点，一是教团组织（修会）的出现，二是经院哲学的发展。
由于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封闭式的修道院学校已经不能适应传教和扩大教会影响的需要，教团组织应运而生。13世纪，差不多同时产生了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个以托钵修会而著称的组织。圣方济各会是意大利人圣方济各（，1182—1226）于1209年创立的。它一方面宣传基督教，另一方面致力于平民教育。以后，这个修会加强了与大学的联系。多明我会的创建者是西班牙贵族圣多米尼克（，1170—1221）。多明我会办有修道院学校，并在一些大学中负责神学院的教学工作。
经院哲学是由教父哲学演变而来的。经院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院”（即教会所办的学校）为生存环境；二是以辩证法（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论辩推理）为操作原则。[80]
11世纪的中后期，围绕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家中逐渐形成两派：以安瑟伦（）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唯实论（Realism），以洛色林（Roscellinus）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唯名派（Nominalism）。在唯实论与唯名论交锋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阿伯拉尔（PierreAbelard，1079—1142）的温和唯名论，亦称概念论（Conceptualism）。阿伯拉尔写了以《是与非》为名的著作。他所要求的也并不是以理性取代权威或信仰，而是要用理性去证实或证伪权威，充实和完善信仰的真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