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乘佛教的兴起
部派佛教当中，大众部是最具自由精神的一派，其种种理论主张都已具有了反对部派佛教形式主义教条化倾向的意图。但是大众部仍然受到部派佛教教义与教团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彻底走出部派佛教的藩篱，真正的突破只有在大乘经典酝酿成熟之后，在新兴的比丘与居士集团手中才能完成。
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志首先是大乘经典的形成，大乘佛教的成熟则是以龙树创建中观学派为开端的。大乘经典的结集，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教法权威之外，另立教法权威的核心，以取代由传统的口传圣典为标准的教法系统。这些大乘经典在部派内外逐渐酝酿，在公元前后逐渐形成。它们利用阿含经典的记述、教训的材料，加以自由的变化，表达一种新鲜的、更丰富的思想。这些大乘经典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与阿含类经典有所不同，但都以佛说自诩是一致的。最早成型的大乘经典主要有：形成于南印度的，以总结部派中空观思想的《般若》类佛经；在《般若》基础上发挥唯心妙有思想的《华严经》；代表在家居士对传统教会思想的反动的，综合真空妙有并将其生活化的《维摩诘经》；由破斥二乘变为综合二乘，主张三乘归一，一切皆得成佛的《法华经》；等等。这些法典在大乘思想的发展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乘经典中的思想都是未经系统化的零散的言论，只有到了大约公元1世纪时，在龙树的手中，大乘思想才具有了成熟的规模和体系，形成学派，这就是由龙树创建的以《般若经》为根本典据，以《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为基本论书的中观学派。在龙树之后，又陆续出现许多以发挥《般若》与《华严经》真空妙有思想，分别向净心与妄心两方面开展的如来藏系与瑜伽唯识系经典。在这些经典基础上又不断形成一系列论书，在公元二三世纪时，成立了以无著（Asanga）、世亲兄弟为代表的瑜伽行派思想，以及未完整成型的如来藏学系。瑜伽行派在护法之后就逐渐走向教条化与烦琐化，在公元六七世纪时，最终发展出与印度教合流的密教思想。
关于大乘与部派佛教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讲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乘思想是相对于部派佛教教会的形式主义的，着重于教相整理而忽视教义实践精神之倾向的反动，因此，大乘的革新运动不是由出家主义的僧侣教会承担，而是由在家信徒兴起的自由的、通俗的、实践的运动。其次，就教义而言，部派佛教着重于佛陀言教之整理与发挥，注重教说之内容；大乘则注重于从佛陀人格来发挥自己之教义，从佛陀之人格，以佛陀之未发而为言教体验根据，理解佛陀教说之原意。再次，大乘以菩萨为理想人格，以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为终极理想；部派佛教则以佛弟子，即阿罗汉为理想人格，不主张人人皆得成佛说；大乘以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之故，主张多佛说；而部派佛教则主一佛说；对于佛身的认识，大乘提出了完整的三身说，把法身观念由教法的意义演化为理法的意义。此外，大乘佛教关于最终解脱的理解也与部派佛教不同，他们在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之外，设立无住涅槃，把个体自了自利的灭身灭智的寂灭涅槃，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自利、利他的社会改造实践，将个体之解脱与社会之净化联系起来。最后，在教理上，把部派佛教中机械实在论与不彻底的观念论改造为一种真空妙有相综合的中道，最后落脚于一心的教义系统，对修行之根据与存在之因果都做出了更合理的解释。
大乘佛教在教义和实践上与部派佛教的异同也充分地表现于教育思想上。关于大乘佛教中教育思想的内涵，我们将从印度佛教中形成学派的中观与瑜伽行两派，从它们各自的教义理论与实践学说来进行分析和梳理。
二、中观学派的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