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陀教说的实践性格，我们也可以引申出佛陀教说的理论态度。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佛陀于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在对五弟子宣讲四谛说之前，首先讲了中道的道理。最初，中道应该是针对五弟子坚持的极端苦行的实践态度而提出的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其内容便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种态度运用于理论的建构，便成为与“一切见”相对的“分别”观。“一切见”是指对待事物、建立教说的独断绝对的一往之论与一边之见，而“分别”观则是与此相对的客观分析的态度和立场。“分别”观见之于理论的建构，首先从现实的已禀赋的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盲目的理论教条出发。在这个意义上，佛陀颇有与近代科学接近的理论态度。这种理论态度用之于批评其他各种学说，便生动地体现了佛陀教说的理论特点。在《经集》中，佛陀反复陈说了自己对于各执己见的各派争论的态度。他说：“人们总是说自己的教义纯洁，其他的教义不纯洁；信奉什么便说什么好，各自确认各自的真理。”[11]“（问）一些人说：‘这是真实的、正确的。’另一些人说：‘这是虚妄的、错误的。’这样便会出现分歧，进行争论。为什么沙门意见不一呢？（答）因为真实只有一种，没有第二种；人们懂得这一点，就不会争论。但他们各自宣扬各自的真实，因此，沙门意见不一。（问）为什么那些争论者自称能人，宣扬不同的真实？是相传有许多不同的真实，还是他们抱有自己的思辨？（答）没有许多不同的真实，在这世上，除了名想，没有永恒的事物。在各种观点中运用思辨，便会提出真实和虚妄的二重法。”[12]在此意义上，佛陀总结道：“信奉教条的人不会带来纯洁，他推崇臆想的观点，声称依靠它就有光明，就有纯洁，他看到的仅此而已。”[13]而在佛陀看来，正确的道路应该是这样的：“牟尼抛弃尘世束缚，出现争论，不追随一方；别人不平静，他平静；别人采纳观点，他不采纳。”[14]“他对万事万物，对任何所见、所闻、所想不用设防，卸下重负，获得解脱，这样的牟尼没有渴求，不再属于时间。”[15]通过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对当时思想界种种不相容的学说观点的反省与批评，同时也可以看到佛陀教说的不执着、不教条、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的理论取向。这种批评的精神与分析观察的态度，正是所谓“法归分别，真人归灭”的教说旨趣所在。
佛陀的“分别”观运用于反省、自察自己的教说体系时，便出现了以著名的“筏喻”来解说佛陀教说的理论性质。佛陀把自己的教说比作船筏，只是渡人过河到达彼岸的工具，即所谓“方便”。作为“方便”，佛陀的具体教说就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根据具体情事可以灵活变通的策略。这种思想经过后来大乘学派的发展，组织成二谛的教义结构，即把教理（真谛）与教法（俗谛）辩证地统一起来。仅视教法为表达教理的方便，虽有实际作用，但并不是终极的、第一位的实在。在部派时代，曾有佛陀教说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的争论，反映了对佛陀教说性质的不同看法。所谓“有着文沙门执着文字离经所说终不敢言”，就是指那些把佛陀教说教条化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此类主张是有违佛陀真意的。从佛陀关于教理与教法辩证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对教育目的与教育手段之间关系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