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佛陀看来，什么是从人生实际出发的人生问题呢？这就是人生的苦难。在佛陀组织自己教说的四谛说中，苦谛是其他三谛的根本。围绕人生之苦的现象，探讨苦的生起根源，寻找灭苦的途径，提出脱苦之后的理想状态，是佛陀原始教说的核心内容。三法印或四法印是佛陀教说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教义标志，其中，无论是“诸法无我”还是“诸行无常”，都在解说世界无常无我这一事实的同时揭示着苦的现实存在，而“涅槃寂静”若没有“有漏皆苦”为对照，则失去了其作为理想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有漏皆苦”是佛陀教说的根本出发点。佛陀关于人生之苦的教说深刻地反映了个体生存与生活的真实感受，从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佛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这种直面人生的活生生的感受和体悟，才是佛教的生命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佛陀的教说就不可能是关于生活与生存世界之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知识，而是与人的生活与生存实际紧密相关的宗教性的实践知识。他不从形而上学的理论教条出发对人生问题做出解答，而直接从人生实际引申出自己的理论教说。
作为一种实践知识，佛陀在阐述自己关于世界、宇宙乃至人生的看法时，便不仅仅是在陈说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评价，即使我们可以用纯理论的眼光来分析佛陀的世界观与知识论，但是这些理论只有实际化以后才会具有佛陀教说自身的意义。佛陀的教说是事实与价值不相离，伦理与心理相统一的。这一点表现在佛陀用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时，总是侧重于从大家一般都能接受认同的现象出发，以眼前明白的事实来说法，不做抽象的思辨，不把身边的现象抽象地对象化。如十二因缘的理论，作为佛陀教说的核心原理就是以人生的普遍现象为基础，以人人认可的常识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不仅是佛陀人生观的基本原理，也是他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它们陈说着关于世界的事实性知识，同时也表达着这个世界中的人关于世界的情感。佛陀的教说可以认为是对世界观这一概念的原始含义——人生在世的意义——的准确表达，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揭示印度宗教的特性时便做过恰当的说明。关于佛陀教说的这种性质，前辈学者都曾有过论述。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曾说过：“佛陀所最努力者，纯在就人生其物之成立与活动而加以说明，此自其目的观之亦甚显著。故其宇宙论亦毕竟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之宇宙观，所谓对于吾人世界之观察，若离开人生而考察宇宙乃为佛陀所不许者。”这是对佛陀教说实践性格的准确理解。
佛陀教说的实践性格还表现在对个体人生实践的指导上。人生问题的提出与人生问题的解答是相辅相成的，佛陀关于人生之苦问题的提出，就已经向我们指示了与现实苦难相对照的理想乐土的可能性，这种理想状态就是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佛陀教说的最终旨趣便在于引导众生获得解脱，实现涅槃，使众生能够像自己一样得到解脱的愿心。它指导着佛陀一生说法布道的生活。这种愿心便是后来大乘教说中菩萨这一理想人格的实质，而菩萨是能够根据众生的实际来灵活施救的。佛陀就常常把自己比作为人治病疗伤实际临症的医生，总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做出诊治。佛经中曾有如来知义、知法、知度、知时、知会众的赞叹，说明了佛陀根据具体情事方便施教的情形。在梵文中，表示“因缘”概念的“nidana”一词，便具有病理的意思。据说，佛陀成立的四谛说就受到了医学从探究病源到考究治疗方法的启发。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教说与医学之间的类比关系，恰当地表达了佛陀从人生实际出发解答人生问题的主旨。对人生问题的解答与人生实践的指导正是佛教之所以称为教的意义所在，也正是佛教在教育思想史上意义的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