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古代东方的教育思想中，各国都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教育人，首先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为真正的人、有道德的人，作为群体生活中一个有益成员的人，然后才是各种专业教育。道德教育，不管可以将它具体化为多少细目，为忠君、祭祖、敬神、孝敬父母、尊敬长上、慈爱幼小、信于朋友、同情弱者乃至民胞物与，等等，都是教人把群体的生存置于个体生存之上、之前，克制个人的一己之欲、一己之利，顾全大局、先人后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人我俱安。
近代以来，随着知识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教育理论中，对知识、能力、科学、技术价值的估计越来越高，人文教育、道德教育、整个人的培养无形中被排挤到次要的地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物欲横流齐头并进。科学技术既造福于人类，也给人类带来灾难、破坏。总有一天，人类会觉醒过来，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古代东方人重视道德教育的真知灼见，使现代教育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古代东方对教育的功能已有深切的认识。无论是要增强民族的内聚力、稳定社会秩序、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国防和军事能力、改善个人的境遇、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祛除社会上的和人心中的邪恶，还是要促进人类自身的净化和发展，教育都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
古代东方的教育内容已经十分丰富，除了作为学习工具的读、写、算以外，已经有了哲学、伦理、宗教、天文、数学、几何、音乐、文学、体育、军事训练、生产技术教育等，尽管它们都还处于初创、粗糙的形态，但已经包罗了后世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
世界上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古代东方。有了学校，才有了系统的、正式的、有序的教育活动。这极大地提高了教育质量，扩大了教育的规模。随着学校的产生，在古代东方各国第一次产生了专职的教师，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教材、教科书，用泥板、纸草、竹木简制成的教科书，为教和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提高了教育的效率。
古代东方在教学法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代埃及的某些积极的教学法被柏拉图吸收，并对以后的西方教育发生影响。在教学法方面贡献最多的首推孔子。孔子倡导的学与习结合、学与思结合、学与行结合、因材施教、批评与鼓励结合、了解学生、师生平等讨论、教学相长、以身作则、温故知新、由博返约、启发式等教学法思想奠定了后世教学法理论的牢固基础。释迦牟尼在40年的教育和传道活动中也积累了讲述法、问答法、暗示法、精思法、践履法、讽诵法、示范法等教育教学方法，这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古代东方对于教师的素养已有了深切的认识。一个良好的教师必须道德高尚、好学不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不耻下问，孔子和释迦牟尼堪称优秀教师的典范。
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西方人尊奉的第一位圣人苏格拉底尚未出世时，古代东方便有了一整套教育思想，编写了世界教育思想史的第一卷。这是古代东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不朽贡献。
三
在远古时代，古代东方和西方便有了文化上的接触。这种接触大体上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进行的。
第一，战争。如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希腊战争（希波战争），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后来罗马人的向东扩张等。
第二，商业，特别是古代腓尼基人在东西方贸易上十分活跃，将东方的文化带到西方。
第三，学术访问。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一批学者大都抱着寻求知识的目的游历东方各国，特别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些学者广泛吸收了东方的哲学、伦理、科学、神话，把它们带到希腊，促进了希腊文化教育的发展。
第四，宗教。古代希伯来人创立了犹太教。基督教也首先是在古罗马的近东地区融会东方宗教和古希腊哲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神学体系，然后在西方广泛传播的。西方人追述西方文化发展史时，总是分作三大段：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和近代。其实，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原产于罗马帝国属地巴勒斯坦、亚细亚等地的基督教最终也被罗马帝国立为国教，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的传播也将古代东方的神话、历史、伦理、习俗、教育思想传到了西方。
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时，代之而起的西方社会的新主人是一批“野蛮人”，这批人尚处于史前发展阶段，没有成熟的文字和文化，不懂得文明人类的生活准则。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就被“野蛮人”摧毁殆尽。这时，只有基督教的教徒在“野蛮人”中艰难而又耐心地进行教化工作，教给他们文字和文明人类的行为规范，使西方社会的新主人逐渐接受文明的熏染，渐进于文明人的行列。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中，当“野蛮人”大举破坏文化时，基督教的教会和教徒是保存古代书籍、传抄古代书籍的唯一的文明捍卫者，使古代西方的文化传统不至灭绝，为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也包含着古代东方文化对西方的贡献。
自从基督教在西方广泛传播以后，耶稣便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导师和救世主。但是，人们也许忽略了，他们的导师是出生在拿撒勒[1]的东方人。随着对耶稣信仰的传播，作为教师的耶稣的教育思想也得到传播。不论在黑格尔的《耶稣传》中，还是在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中，耶稣都不是一个神话人物，而是一个以道德谆谆教人的教师。施特劳斯还以专节总结了“耶稣的教育方式”[2]。
通过上述四个途径，古代东方的教育思想随着东方文明传到了西方，溶入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思想，虽然现在已难以分辨西方的某一教育观是受惠于东方何时何地何人的教育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接触、撞击，必然发出光芒，催化新思想的产生，从而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孤陋寡闻，就必然停滞落后。没有古代希腊学者到东方各国的访学，就不会有古希腊灿烂的文化；没有古代东方神话传说和古代西方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结合，就不会有基督教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补，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教育思想也是如此。西方人善于学习，他们在吸取他人之长的基础上自我发展，为近代开始后西方人胜过东方人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1] 拿撒勒（Nazareth）。
[2] 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