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慧学，即佛陀教说中关于世界与人生的基本理论，它由染净因果组成，是佛陀教说的核心教理。它一方面解说着现实世间的真相，揭示着现实世间的苦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指示着超越现实之苦，以获取真实妙乐之理想实现的目标与途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佛陀的教理就是指导信徒的理想规范。它一方面规定着信徒行为的理想目标与终极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此理想与价值的指引下，具体规范着信徒的行为举止。这样一种规范是与世界、人生的本体之理相适应的理想，是和转化或净化世界与人生相适应的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准则。在规范的意义上考量佛陀的教理，我们便对佛陀教说的教化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佛陀之为佛陀，首先是因其自觉了世界人生的真理，获得了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解脱，而更重要的在于佛陀是能够以先觉觉后觉的导师和先知，是以其所悟真理与所践证的智慧示范人间、觉悟人间的理想人格。于是，我们也可以说佛陀教说中蕴含的教理，原本并非纯粹认知意义上的理论知识，而根本上是一种运用于实践的指导理论。这样一种理论用之于信徒的修道实践，便是佛陀之教说的教化运用，因而佛陀的教理便具有了规范意义。在规范的意义上理解佛陀的教理，便赋予解说教理的教说以一定意义上的权威，这样一种权威是贯彻教化的保证。根据佛陀教理的规范教化意义，修道者在修道过程中遵循规范指导下的学习和修行就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在进入实际修行之前对教理的学习解悟，就是对规范的学习和领悟，以使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能够依循规范，即所谓“多闻熏习，如理作意”。佛陀教说自身所具有的方便适应的随机特征，尽管也把最终的觉悟之权赋予修行者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不能从根本上离开规范的指导作用。这样一种观点与大乘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佛学尤其是禅宗中，教理规范被极端方便化和任意化，以至于觉悟被完全归为一己自心的自觉自证，教理规范的引导让位于本心的自由呈露。依据这样一种思想，对教理经典的学习就丧失了重要性，学习变成了生活中的随处体证。这种教化思想发展的极端结果便可能导致教理规范的否弃和破坏，最终影响到教化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因而破坏佛陀教说的根基。强**化的意义是佛陀原始教说乃至印度佛教思想的统一特征，这也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一个关键的不同点。
在教化的意义上来考量佛陀的教理与修道实践的理论，能够使我们对佛陀的教育思想加深认识。下面我们就从教化与修道关系的角度来考量佛陀的修道思想，并从教化的意义上来揭示佛陀道德观的实质。
从根本上讲，修行者通过对修行规范的接受而展开的修道过程，始于对理想目标的信仰。在信仰中完全将自我托付于由佛陀所宣示并由佛陀所象征的真理，依循佛陀真理的要求来实现佛陀的教说所许诺的人生问题的解决。因此，修道的动机在于对佛陀教说中所宣扬的价值的认可和契合，即对人生之苦的价值判断的认可与契合，同时也在于对佛陀提出的最终解脱答案的期许。在此意义上，依照佛陀教说中所设立的修道德目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是修道者的义务。根据修道者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讲，佛教的修道论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以在家修行为内容的修道论；二是以出家修行为内容的修道论。根据修行者的不同层次给以不同的要求，确立不同的理想目标与行为规范，同时也根据所证境界和所得果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修行层次。佛陀教说中关于修道过程和修道德目有信解行证的划分，有见道与修道的区别，在阿毗达摩佛教中有三十七菩提分法，在大乘思想中有十地的阶次，等等。这些不同的修道规范都是适应不同的修道需要而设定的。佛陀所说教理的不同层次就意味着适应人的需要的不同规范的运用。以教理为规范的意义，是与佛陀教说的性质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