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媒介承担着传达政府精神、配合政府落实各种政策、发动民众的宣传职能,号召全民参加保家卫国、生产建设运动。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对私营报纸进行的公私合营,媒介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到1952年年底,全国所有原为私营性质的报社都实现公私合营。随后,报纸逐渐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原来非私营媒介中的经营因素也完全消失,媒介完全成为意识形态的媒介。在上述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的、以《中国妇女》为代表的妇女期刊,作为妇联机关刊物,以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提高妇女地位为办刊宗旨,其内容、形式及办刊理念与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相一致。
以《中国妇女》为例,1956年的《中国妇女》仅有32页,封面多反映新中国妇女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幸福的新生活,或先进妇女的代表。以该刊1956年的封面为例,3月的封面是梁玉龙的油画“各界妇女欢庆‘三八’国际妇女节”;4月的封面是出席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龙冬花给毛主席敬酒;5月的封面是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先进女工李金钟正在教徒弟刘锡珍操纵苏联的新式镗床。杂志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很多杂志的页眉页脚都有宣传劳动口号或社会主义改造的标语。
从内容上看,每期《中国妇女》的开篇都是重要的社论或领导讲话、指示,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向全国妇女通报国家新近大事,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化的功能。
首先是报道妇联新闻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妇女的指示和讲话。以1956年为例,1月是《全国规划,加强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章蕴副主席在全国妇联第二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摘要》;2月开篇是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的序言》;3月有《毛主席关于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还有社论《争取作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5月,刊发邓颖超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跟着祖国前进,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中国妇女》还关注国际社会现实和理论的发展状况。以1956年为例,1月有《越南妇女为和平建设和统一祖国而斗争》《各国女工积极筹备国际女工会议》;2月有周修庆的《美国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3月有宛隆的《在美国铁蹄下的日本劳动妇女》;4月有舒适、张光华的《宏伟的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图解)》。
《中国妇女》还承担着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这体现在它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话”栏目。例如,1956年1月发表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杂志还发起了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有关个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考,如1956年2月陈毓蕙的《社会主义改造带给我的好处》,徐景淑的《诚诚恳恳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宣传先进妇女也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重要方式,1956年3月的《中国妇女》“三八节特辑”宣传了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妇女,如谭芳叶的《坚持产品质量的女检查员》,徐芳的《炼焦车间女主任》等。
《中国妇女》上有关女**的内容表现为婚姻家庭问题的讨论和育儿、家务等问题。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大讨论,如1956年1月的《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参与讨论的文章有《罗抱一的行为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具体体现》《谈谈刘、罗夫妇的婚姻基础》《在家庭生活中应该坚持什么》《我们夫妇和好了》等,讨论的核心是应树立怎样的婚姻观。《中国妇女》还有关于少量女性健康与家庭育儿、家务、服装样式、文学和书籍等方面的内容。例如,1956年1月有《节日的菜和点心》;2月有《注意孩子的语言发展》,严文井的小说《小云的歌》;4月有《服装样式》和《怎样选择服装的色彩》等。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妇女》以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知晓国内外形势以及改进生活观念和把握生活细节,来培育新中国妇女的主人翁意识和生活幸福感。在新中国的妇女期刊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妇女》作为全国妇联机关刊物走在了最前面,成为被其他妇联机关刊物效仿的楷模。
当时的女性媒介以各级妇联主办的期刊为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强调媒介的意识形态和宣教功能,媒介的商品属性没有凸显,女性媒介的话语与国家政治话语高度一致。在当时的媒介环境中,女性期刊以面向精英女性为主,而面向普通女性、具有商品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女性期刊还没有诞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