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频繁，消费主义伴随跨国公司的商品、广告、代理人和机构陆续进入，与中国进行版权合作的国际时尚女性杂志就成为消费主义的传播载体。中国长期受勤俭节约观念影响，强调生产而忽视消费，消费只是维持生存的一个手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导致物质产品的丰富，这需要调动民众的消费欲望，而媒介市场化需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渠道之一就是推广工商业产品来获得回报，在此背景下媒介与产业的需求是一致的。消费主义出现的背景还与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有关。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分层是非财产型的，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不是财产的多少，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包括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及工人和干部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新的身份指标取代传统的身份指标，经济指标在社会分层、社会屏蔽和筛选中的功能越来越突出。[84]除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出现“新富”之外，还有一部分通过获得文凭、学历、技术证书成为“白领”，他们有着独特的消费品味，重视消费与地位及个人价值的关系。“白领”消费呈现符号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品位性消费特征，[85]消费目的不只是满足自然的生理需要，还有寻找精神满足和表现自我价值。时尚女性杂志的消费主义传播有其固有原因，而其在中国的传播是因为国内开始出现此种观念传播的土壤。因此，应清醒地认识到时尚女性杂志消费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来看，消费主义并非毫无价值。只有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之后，人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消费升级是人发展的需要。同时，适度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消费需要层次的变化是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内在依据。粗放型经济增长以低层次消费需要的数量扩张为出发点和内原动力，集约型经济增长从较高层次和高层次消费需要的质量扩张出发并获得动力支持”[86]。从低层次的需要到高层次的需要，消费层次的提升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
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和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奢侈消费的看法。17-18世纪，奢侈消费引起了实用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奢侈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为使奢侈消费促进发展，政府对奢侈采取宽容态度。在17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都废除了禁止使用奢侈品和美食的条款。孟德斯鸠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奢侈犹如火，它或许有益，也可能有害。它毁灭富人的住宅，却维持我们的工厂。它吞没挥霍者的遗产，却使个人有口饭吃。它削减少数人的财产，却使多数人走向富裕。里昂的原料、织锦、黄金布料、花边、镜子、珠宝、马车、精致的家具、美味佳肴，如果这些都遭到禁止的话，那么，不仅数百万人将无所事事，而且同样多的人将面临饥馑”。[87]奢侈因对工业的刺激作用而造福于集体，它既活跃了贸易，也促进了经济。奢侈品作为具有最高价值并以极大数量率先走向市场的商品，其生产过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奢侈贸易使中世纪的零售业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同行竞争使经营者必须使用更新颖、更有效的方法；作为奢侈品消费者的顾客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奢侈品导致农产品的改进和精细化，使农业收入增加，土地价值随之提高；奢侈品对工业奢侈领域的影响，从原料到商品的各个环节都受到奢侈消费的推动，“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拐弯抹角地通过奢侈的途径产生的。”[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