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阶段，有一条规律看来可以很大的普遍性被确立，即所有形成中的高级文化体现了大体上土生土长的、母权制的、信仰灵魂说的文化与大体上家长制的、积极的人物批评的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文化由于担负培育远方贸易的重任而显示出最大的丰富性，而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也显示出种族间最重要的阶层的形成——而且不言自明，由于这种双重的阶层的形成，使得等级的划分和劳动的分工成为高级文化诞生的最大动力之一。高级文化在诞生过程中排放出来的力学上的对抗力和张力，只有在这种融合和等级的形成之中才能逐渐形成。家庭间的对抗，种族间的冲突，以及通过政治的“国家权力”对于这些对抗和冲突的不断的解决（所有这些都因矛盾的激化而激化），是高级文化起源的最重要的因素。形成阶级和阶层的主要原因，绝不可能在把第三阶段的规律搬到第一阶段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毕歇尔等人所主张的关于所有权的经济阶级的分化中找到，也绝不可能如施穆勒所力图要做的那样，在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的分化中找到。但是，这些原因却能在种族间阶层的形成中（在人种天生的原动力的基础上，首先在它们急于统治或急于顺从的基础上）找到——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实，似乎是古墨诺维支对实因素社会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由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男人和女人对道德与非道德、生与死的看法不同，因而任何时候他们心中关于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命运观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宗教知识的分布，其本身就是由社会的等级而定的（如“圣书”就受到印度苏南人的抵制）。这也就是种族社会学事实中的文化影响。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宗教形而上学民主，是最高理想的民主；其进步性既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社会和经济上。然而，与政治权力结合着的家庭（通常采取君主制的形式），几乎总是借与之相对的“下层”阶级的力量以平衡家族、氏族和部落间的差异，从而为形而上学民主观——一种我们所能审视到的、与亚洲形成对比的、成其为整个西方发展的首要的先决条件和出发点的思想——铺平道路。亚洲除俄国外的全部历史，是以在屈从的民族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统治者（鞑靼人、瑞典人、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更易为特色的，而西方社会制度和阶级的历史，则从很早开始，主要的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因此在西方，支配社会各阶层形成的主要规律被隐蔽的程度，便超过其历史特点清晰的程度。只是当西方从晚古向“德国人和罗马人”（兰克语）的历史时期的过渡中，居首位的血缘因素方才再次出现。不过，如韦伯在他的罗马土地史中所探讨的那样，由于血缘因素的出现是与晚古文明内在的复杂繁多的“衰落因素”纠缠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它的首要性大有问题。至于政治的权力原则的作用，作为导致阶级形成的第二位的原因，它仍然是所有阶级分化的跳板和胚原基；同时，直至绝对专制主义和重商时代的结束，它一直起着调整潜在的经济结构的范围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实因素作用的首要物中，不存在恒量，只存在命中注定的变化性。然而，一般说来，却存在虚因素对实因素的基本关系（如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种种关系），这类基本关系严格不变地贯穿于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人们无法去变更甚或改动它。
然而，作用于不同阶段的三种实因素，它们对各个依其特殊的规律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虚因素产生影响的方式，为我们指出了不容置疑的“开拓性进展”——尽管严格地说，在种族、政治和经济这三个阶段，精神潜能的释放渐次丰富和更加多变。不过，这种进展只与精神潜能的协调和价值自由的充分有关——它绝不可能与成对地用来衡量精神潜能的社会准则，例如“真实与虚假”、“善与恶”、“优美与粗俗”等有关。所有的三类实因素的制度性条件，一方面限制群体的精神潜能的实现，另一方面则促成它的实现。但这种限制和促成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其对三个不同阶段的作用力也并非一样。在主要以经济为特征的群体内，精神潜能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的限制和得到的选择是最少的，而潜能的释放却是最大的。对于理想的作品的继承中的精神生产来说，以及对于真实的历史次序的引导来说，只有当经济限制——例如生产、所有制和工作的组织等条件的限制——在潜能的实现中做出第一“选择”时，精神潜能自身的实现才可能达到。但是，在血缘关系，进而氏族或年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精神潜能的释放的情况下，限制的程度最大，而释放的可能性最小。权力政治则处于中间状态。这样，在生命的高级阶段，工作的量和财富的积聚便成为决定任何一种精神潜能可能的释放中更重要的因素；精神文化不必具有最大的实用“价值”，然而它总应是最丰富、最便于区别、最富于色彩和最具层次的。而且，通常极少传递给人类精神的、直接进入真实条件过程中的、命中注定存在于其次序中的关于引导的能量，在这儿却是最大量的。由于这一悲剧性的事实最终出自形而上学领域，因此我们认为，处于真实的历史和具体的社会发展中的“死亡与新生”，与处于人类文化理想领域内的成熟发展中的“死亡与新生”永远是根本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