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个与时空紧密相连的、连贯的文化发展过程，应区别三个大的阶段。毫无疑问，在生物特征完全统一的人群中，实际上是不存在这样一个连贯的发展过程的。不过，借助抽象的分类法和比较法去区别内在的自发的原因，却是可行的。至少在思想实验的形式上，为区别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的偶然的因素，应从或多或少发生在外部的“大变动的”发展原因中将诸如战争、迁徙、自然灾害等因素剔除在外。在这种理想的假设中，由于事件的发展过程只受内因的制约，因而存在这样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种种血缘关系与合理地调整这些关系（父母权力、外族或同族通婚的婚姻方式、氏族社团、种族的合与分——包括依靠法则和风俗确定这些关系的“范围”）的法规形成关于事件的独立的易变物，并至少大体上确定团体的形式，即确定其他实因素如政治或经济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范围；2.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那种有效的权力——同样就确定范围这一含义而言——向政治的权力因素，主要是国家职权过渡；3.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揽实权，“经济因素”成为确定真实事件的状态并为精神史“开启水闸”的首要因素。就此而言，那些对于各种概念的旧的争端和对于历史所做的种种解释，其本身将成为历史的相对。而且，必然会产生与其他所有阶段性规律相连的内在联系，例如，与主要由个人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相连的内在联系和主要由集体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相连的内在联系，正如那些关于最一般的集团（游牧部落、生活团体、社会，以及“集体人”中各个不可替代的个体休戚与共的集合体）的规律那样。最后，也与这些阶段性集团的世界形象的内组合原则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