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为止，我们的论述仅仅涉及精神产品自身的正常的发展状况。但文化社会学领域内最广泛和最有成效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怎样一种合规律的次序下，客观上与领导精华的冲动结构相关的真正的规律对理想目标的世界的生产、保存、发展或阻碍具有影响？这个理想中的世界在充满偶然事件和状态的真正的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徘徊于现实历史之上，而且，它作为一种规划、期望、信仰或方案徘徊于可能的未来历史之前。我们丝毫不通过对自然或所谓的自然史的认识，而只是通过对人类史的认识来达到认识的可能性。人类史的认识是，我们不仅能从固定的发展过程出发来推测和篡改正在形成之中的发展过程，而且还能借再现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已经开了个头的兴趣、努力、计划、方案、规划和不成功的“实验”来寻求即将存在的事物。这种可能性总是以先于特定现实的思想和愿望、规划和计划的最小片断的形式萌芽，与想扮演、意欲成为、打算充任一个历史角色的任何团体或个人相比，它具有基本上不同的结构。对于潜在的精神史之间质与量的巨大的不同，我们将会清楚地认识到，即：处于每一个时代转折时期的历史是可能的和形成中的，而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事件、产品和实际条件则业已出现。我们可以依照双重的知识之源来认识这种不同：一方面，让计划、规划和思想再现，而另一方面，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切都已成为已知。
这种经常不断地表现在产生中的事物与已经产生的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明了精神史上的实因素及其理想的工作发生作用的部位。实因素对历史事物所产生的作用，有时是阻挠从逻辑上看可能达到的实现，有时是破坏其“意义上的连续性”，有时则对之起促进和“扩大”作用。正如我们在有关的精神著作中所发现的那样，所有对历史做自然主义解释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们把种族和地缘政治的结构或经济生产条件这类实因素看作是单一地决定理想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错在它们假定它们能从真实历史的世界来解释理想世界。反过来，所有那些对历史做思想的、精神的和个人主义的解释，就其想象人们能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认识真实材料的、各种制度的民众状况的历史而言，就精神史的直线伸展而言，它们的错误不能不是严重的。
然而，就真实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论，我们认为人的精神和意志只能起引导的作用；在每一个固定的阶段内，事件和环境的发展变化各有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自动地产生出来而且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它们对精神和价值视而不见。精神啥也不能干！在真实历史上，企图找出力量、兴趣、热情和冲动在何处，企图找出表现在制度中的“职责”在何方，这样的想法是绝对无意义的——无论精神的思想价值为何物。不存在像“理念的狡诈”（黑格尔）这类东西，能令理念与尔后的利益、新的影响邂逅相闻，“利用”进而主摆后者。环境和事件同这样的“狡诈”大不相同！黑格尔所谓的“理念的狡诈”，仅仅是18世纪自由的静和谐体系向继起的物力论的过渡。因此，真实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精神生产的逻辑要求丝毫不相干！不过，精神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能单独由真实历史的发展过程来决定。真实历史的发展过程所解除、约束或限定的，只是精神力量作用的量和作用的方式。如果精神力量能受到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影响总是极其复杂而丰富的，丰富复杂到堪与实因素“实义的”决定相媲美。这意味着按照内容的法则，真实环境和事件的历史只能解释精神史上潜在的成就与实际取得的成就之间的不同。因此，实因素历史学里的“可变易的命运”，丝毫也不能确定精神产品实际的内涵，虽然它能阻碍、缓和、推迟或促进精神产品的发展及其内涵的实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想象去开启精神之流的闸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