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具体的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结构可能踏上不同的道路，然而某些极正规的阶段却是针对社会问题而定的，甚至真正“历史的”即单一的、非重复的因素都不能从中漏掉。这样，处于历史作弄中的中世纪大学（如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等）和戏剧性变化中的专制主义国家的现代大学——它们首先经历过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然后处于专制主义时代，最后处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自然主义时代——当这两类大学在新涌现的国家中得到发展时，当然只能由我们对其做历史的叙述。可实际上，这类在课程结构和课程计划上明显地反映出中世纪社会和体制中思想、哲学和科学之间主要关系的大学基本上不是以讲死的语言来把“学来的”传统保持下去的研究学府，而是用“学来的”传统去处理死语言的学府——这是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事实。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去研究阿拉伯、犹太和中国文化史上某一时期的这类大学，例如研究唐朝以后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同样道理，对中世纪哲学史上所谓“一般概念的争论”，只能历史地去认识。然而，社会学的另一个事实是，作为一种活的思想方式——不是作为一种逻辑“理论”的思想方式——而盛行于中古的唯实论本身是概念上的，而现代的思想方式却是有名无实的。历史学的事实是，中世纪世界观支配下的器官学种系的结构昭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统治，而机械技术观则与吉尔伯特、伽利略、乌巴尔迪斯、伦纳多、笛卡儿、霍布斯、海更斯、达尔顿、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名字相连；然而，非历史学的事实是，一旦这类思想发挥作用时，甚或当有生气的、社会的、经验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世界相继都处在从属地位，或至少“应”处于从属地位时，这类主要表现在活的有机体内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从属于全部现实（就思想形式而言，无生命的世界；就生命形式而言，精神的世界）的思想便被目前表现在“无生气的民众的动议”的思想和形成这些思想的规律所取代。这是社会学的事实，这一事实与机器取代手工工具分不开，与从社区进入社会的早期变革分不开，与为自由市场的生产（商品经济）分不开，与众口一词赞成排除个人责任的活力论原则的消失分不开，与西方社会的气质和意愿中竞争原则的兴起分不开。这种大体上处于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全然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理想的关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与鉴定人和特别的技术鉴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应把自然知识积聚和贮备起来以供随意使用，同时这种“实证的”科学应日益彻底地与神学和哲学分开；现代历史一开始，神学和哲学便以个人契约的和严密体系的方式而出现——没有相应的中世纪需求经济的崩溃，没有无止境的商业逐利（独独受竞争的限制）这种新的精神的兴起，上述事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专制主义、重商主义国家新的贪婪——这与教皇和君主统治下的、受制于“权力平衡”原则的“欧洲协作”的“基督教西方”形成对比——上述事物是不可能存在的。
普通文化社会学进一步的任务，是确定在文化领域内，有哪些基本的变化形式——例如风格和艺术技巧等成分——是关于本学科的，即确定关于发芽、开花和凋谢的运动有哪些。隶属于不同知识类型的诸多变化形式，它不过是更大、更广泛的涉及社会学文化动力问题的一个特殊的例子罢了。
关于这一研究领域，在我看来似乎可以分为下面几个大而复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