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必须根据标准的类型学来区分和确定精神合作的类型，应必须在这些类型的完成中，以及必须在每一种单一文化的整体中找出阶段性规律——阶段规律是就这些有组织的知识类型内权力关系的转换而言，例如教会对哲学的关系，教会和哲学对科学的关系，等等。不论类型已否单独确定，我们经常必须顾及知识的内容，比如信仰的内容对有组织的形式的关系。例如，犹太教关于上帝的内容必然使它以上帝特选子民的非传教的宗教形式存在，这些上帝特选的“民众”则成为它的传递人。这样，宗教多神论的内容和一神论的形式便排斥了普遍性（甚至作为一种要求去排斥）。同样道理，柏拉图关于理念理论的内容需要有更广泛的柏拉图学派的形式和组织，新教会和新教派主要由宗教信仰的内容来决定，其关于宗教信仰的内容只存在于它自身的而不是其他的社会形式之中。实证科学的宗旨和方法也同样必然要求国际性的合作交换形式和组织。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内容（甚至它的被保险物）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合作组织形式，需要有人们的或其代表人物的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精神。然而从量的次序上看，在可能的知识组织结构中，最一般的差异和主要的不同是与那种文化赖以传播的社交活动的下述类型相连的：人类群体的基本形式即过往民众的形式、稳固的生活社区（依托尼斯的说法）、社会和独立个体之间休戚与共的个人至上论的体系。正如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不同总是同时伴随着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的不同。例如，历史群体中稳固的生活社区的主要思想类型必须具有下面一些主要特点：1.它保存并证实一个关于知识和真理的传统宝库，而与研究和发现无关。它重要的逻辑性和“思想形式”是“示范型的”，而非“创造型”和“发明型”的。2.它的方法必须主要是本体论的和教义式的，而非认识论的和批评式的。3.它的“思想形式”在概念上应是务实的，而不是像社会那样有名无实；但同时这种思想形式却再也不能像原始部落的人们所做的那样依事物的特征和威力来做死板的字面解说。列维·布留尔很正确地指出过，原始部落人们全部知识的获取，仰仗人与精灵、人与恶魔的“对话”，而这些精灵和恶魔则是在大自然的奇迹中做自我表现。4.它的种系原则上必须是器官学的，即发端于生物体而后延及各处。对它来说，现实世界必须是“活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