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完全在于别处。例如，作为典型的欧洲人，他把纯粹西方的精神运动形式当作“世界精神”本身；作为“封闭体系”的体系专家，他认为自己的形而上学不可超越，而且是自明的（而非假设性和或然性的）。但是，他（又！）认为任何哲学是其“时代精神”的表达，而没有认识到，只有哲学的科学要素才必然是历史性的、由所谓“时代精神”决定的，但哲学的内容本身并非如此，它始终只是被接受和传播。从而，黑格尔不仅忽略了莱布尼茨，而且也忽略了：各种体系类型必然共存，绝非一种思潮的逻辑辩证法，毋宁说，许多思潮的持续并行，才是哲学的运动形式。这些思潮的源泉在于人类的持续人格类型之中，而人格类型差别的根源也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个人心灵与世界的直观和评价的关系。
只有确定性的世界观才能够给世界观理论指出其最终目标和任务（类似的也适用于神学和宗教体系学及宗教史的关系）。
我们必须把教化世界观理论分成四大部分：
1.直接与世界形式和意识形式的本质现象学相关的（还是“哲学的”）学科，其对象是本质上可能的世界观及其部分和环节的本质联系。
2.实证的、但纯粹“意义描述的世界观理论”，它根本不应考虑任何“心理学”；因为这里只涉及诸如实证宗教、实证哲学体系、实证法律体系等观念的客观意义内容。这一学科与生成史无关。
3.主观理解的世界观理论，它应再现理想类型的精神行为关系，并指述：在个人及文化共同体中，世界观通过这种关系的最初生成。
4.世界观的实在、因果性地解释的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一学科从来不像自然主义历史思想所天真“要求”的那样，能够解释世界观本身的意义内容。但是，它也许能够解释：在现有的个人或群体的精神结构和生理心理素质的基础上，那些同样也许是可能的世界观，为什么有的不能成为现实或得到传播？在社会、国家和教会中起主导作用？有的则可能？也就是说，这种或这些对某种整个群体都可能的世界观，为什么能这样或那样地通过种族、民族、职业、阶级而传播并体现在现实的体制之中？但另外一些同样可能的世界观则不能？
例如，仅从西方近代精神史、马克思的个性及其所受的教育出发，就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罗德贝图斯（Rodbertus）和李斯特（List）的理论，而是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纲领，这一切只能从社会学上加以解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内容和起源确实不能从社会学上加以解释。但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长，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生存而必须从事的写作，使这一著作杰出的学术内容和宗教先知性的意义内容不以“史诗”的形式、而从“引人入胜的”低级报案小说的形式出现。对于这一点，也许能从社会学上加以解释。
就其精神内容而言（例如诺瓦利斯的著作），德意志浪漫派既不能从民族学也不能从社会学上加以解释。但是，浪漫主义运动有过的统治地位，则应从这一代德意志人的精神生活出发加以解释。这一代德意志人不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挥才干，对法国革命深为失望。此外，从民族学上也可以这样解释：浪漫主义是东北德国部族精神对“欧洲精神史”的渗透。[9]
肯定无人能从社会学上解释叔本华哲学的内容。但是，这一现象可从社会学上得到解释：叔本华的著作出版于“青年德意志”还对政治和社团生活充满乐观主义的希望之际。开始，叔本华还默默无闻，以至于出版商想把他的书捣碎做纸浆。但是，在1848年革命破灭之后，由于普遍的悔恨，叔本华的著作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总之，只有精神作品的“荣誉”和“作用”才有其社会学，而其意义内容和价值内容则始终没有。然而，一切世界观理论还是区别于纯粹的“世界观史”，属于体系化的文化科学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