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于具有意识联转性的存在形式和本质关系，也可以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因为整座哲学大厦在“增高”。但是，哲学是这样发展的，它“保存”所有曾经获得的东西，而不同于在归纳科学中，这一切被新的观察和经验所“克服”。由于本质关系和存在形式这样被认识，因此不同于所有归纳、历史—累积的经验，这种直观知识是严格先验的。此外，哲学的发展还有第二方面：它的任何可能的“类型”都深入研究实证科学的发展成果并吸取这些成果。只是在这一意义上，形而上学也是“时代的标志”，即受历史限定的。通常，正是根据其本质性的认识特征，形而上学就是哲学：永恒的哲学。当然，在可能的各种类型中，它只是这一种哲学。
现在，人们是否可以从体系类型的这种持续并存中得出韦伯、西美尔和雅斯贝尔斯的结论：所有这些类型既非正确也非错误，它们仅仅是不同心理类型的人的“特征”？我们对此的回答是：绝不可以！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取消了哲学争论中普遍适用的可调解性（即一种只是“社会的”事实或“社会的”弊端）。但是，关于绝对实在的事实真理的观念并不为社会的“统一需要”操心，也不为有多少人能够把握这种真理而操心。另一方面，如莱布尼茨深刻认识到的那样，在存在相关性真理的意义上，即就其与任何一个与主体存在相关的世界等级相合而言，就其与不同地从事哲学思维的人格类型的客观等级相应的世界等级相合而言，不是没有、而是任何体系类型都是判断地“真的”。
实证主义者，从毕达哥拉斯、休谟、孔德、斯宾塞到密尔始终是一种类型的人。问题在于：这种类型的人的价值何在？他的“如此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允许他通过知识参与世界的存在？因为人的意识及其认识范围取决于其存在。但是，这绝不与承认所谓的诸如历史和心理“相对主义”的体系类型的永恒并存相关。也绝不如韦伯所认为的那样：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世界观，世界观处于正确和错误的彼岸，只是人类心灵的“表达形式”。即使哲学世界观的文化圈的和部分属于民族性的限制也不是相对主义的“证明”，如韦伯、施本格勒等人所认为的那样。
由此可以说的只是：（撇开任何教化世界观的相对自然的基础）主体的理性组织，即这些文化群体的主观范畴体系是一个（不同等级中的）不同的体系。[8]虽然，经由伟大天才方能有的对本质世界的不寻常的一瞥，主体的理性组织才通过“功能化”而得以产生，并经领会而扩展到群众；但是，本质世界的同一性仍然始终存在。而且可以说：1.从来不可能有一个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封闭”体系；2.只有通过文化圈和民族的所有世界观的世界主义的和超历史的渗透和补充，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适宜性才能持续增强。这一增强同“国际的”、“进步的”、从而也是本身不断过时的“科学”根本不同。
以上论述表明：必须坚决拒绝把哲学和形而上学转换成世界观理论的任何试图。如果“议会制”在哪里失灵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始终有确定性的世界观哲学，它作为形而上学和实质的价值等级秩序论是世界观理论的前提。存在着确定性的世界观形而上学（或元心理学、元历史学等），对于所有应在意义描述中被研究的世界观（就这点而言，如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方法论原则上正确地所做的那样），它应内在地根据它们的认识价值对其做出鉴定，吸收其真理要素，并把它们纳入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也内在地并以自己的理解和确定为基础解释其错觉、片面性和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