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特洛尔奇在其《学术中的革命》中正确地看到和阐述的那样，韦伯根本不重视哲学，即绝非只作为现代成就、而是作为人的基本认识的哲学。同样，卡勒也正确地看到，韦伯的论点对于一切精神教养完全是毁灭性的。但是，他并不据此只要求在观念、实质和严格本体论的意义上改革哲学，或者至多通过一种改革了的实质的事实和存在哲学来要求对学术的高度热忱，而是毫无根据地要求“科学的革命”。因此，卡勒的错误论点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不仅就其对韦伯及其朋友萨尔茨、雅斯贝尔斯、拉德布鲁赫（Radbruch），而且就其对使所有实质的哲学化解为纯粹的“世界观理论”（或者必须相应地这么说，就其对使所有教义的、自然的神学化解为宗教科学和体系、历史的宗教世界观理论）而言。
首先，由此出现了在韦伯学派中常见的[7]完全荒谬的“先知哲学”概念，即既非科学也非世界观理论的“先知哲学”。这样，对于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哈特曼等人，就得重新安排一下。因为，他们以及世界上所有大形而上学既不能被当作学术警察、形式的认识论专家，也不能满足于作为叙述或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理解”其他人的世界观的专业研究者。因此，他们作为一种类型（无任何意义地）被等同于宗教先知人物耶利米、以赛亚和摩西。但是，这种等同不仅对哲学的本质、而且对宗教的本质、对宗教和哲学的认识源泉（启示、仁慈、自发的认识），包括使宗教神秘直觉的或文学性的化解，都包含着深刻的判断错误——被忽视了。
同样，世界观理论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被低估了。在对此进行详细的批判分析之前，让我们确定以下几点：
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确定的世界观。对此，我这里只能概括地说：它有三种本质上不同的认识来源：a.恒常性的自然世界观；b.哲学的还原学，它通过还原所有事实领域的实在要素（仅作为对于欲求、意愿、消极和积极注意行为的可能抗力而给予我们的实在要素），发挥一种关于所有形式和实质的存在可能性的先验知识（即不依赖归纳性经验的知识）；c.科学活动的水平。
形而上学是这三种认识世界形式的统一：由于它（以绝对存在者为对象），把其形式等同于自然世界观对象的存在形式，但拒绝自然世界观的所有始终只是人类中心、与人类存在相关的内容；由于从还原了的本质世界的先验认识中，它只提取其判断的实质性宾词和结论的大前提；由于它最终也从实证科学的实在认识中接受其判断的主词和结论的小前提，科学已经克服了“自然世界观”，因为它给予的不再是一个与人及其特殊感官存在相关的世界，而是一个能译成所有可能的感性语言的世界，即与所有感性生物、通过其感觉系数设定其对世界的可能行为的生物存在地相关的世界。当然，就像没有感觉就没有注意一样，生物的行动系统对其感性的本质和特性也是基础性的。
从而，形而上学同等程度地以范畴论（存在形式的理论）、还原学和科学为前提。范畴论、还原学是明显的，同时原则上可达到历史积累的归纳经验的任何阶段。它们不依赖经验的量。但是，由于实证科学的命题也进入了任何形而上学的认识，从而所有这些认识形式都只是假设性和或然性的。从范畴论和还原学出发，我们理解了首先由狄尔泰和西美尔正确认识的事实：一再复返的形而上学体系类型是有限的（例如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自由的人格主义等），它既没有连续性的进步，但其任何阶段的知识也不会被后起阶段连续性地贬值，而科学则必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