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世界观的这两种形式与所有教化的世界观（自我观和上帝观）相对立。教化的世界观指通过有意识的精神活动而产生的，按“少数”个人领袖、典范和“许多”追随者、模仿者的规律而传播，赢得强力的世界观。任何“教化世界观”建立于相对自然世界观的坚固基础之上，但绝不能取消其有效性和存在，也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它。真正活生生的传统只能“死或生”，就像一个有机体。例如，科学也许能成为它的掘墓人，也能加速其难以逆转的致死过程，但绝不可能是其真正致死原因，只是a.通过混血；b.通过各民族全部生活过程实在的相互混杂，相对自然的世界观本身才会发生变化，例如统一、混合、分离。但是，它们绝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精神手段（理论、教育、传教等）被根本性地改变。
那么，关于信仰、信念、价值观等，是否有一个它们属于“相对自然的世界观”或“教化”世界观的确定标准？我认为，说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标准，这在具体情况下往往难以应用。但是，一般说来，所有在某一群体中作为不需证明、不可能证明的对象，即完全“不言而喻”地被信仰和感受的一切，都是这一群体的相对自然的世界观。
例如在整个印度，灵魂不灭就是相对自然的世界观。因为，在那里需要证明的不是“不灭”，而是可能的终止，即死亡。佛陀在印度是作为“死亡发现者”出场的，由此就有了一个关于其涅槃理论的大“悖论”，即所有流行的教化世界观最初特有的大悖论。相反，在整个西方，包括在古代西方，这种不管“统治性”的信仰理论，完全不是相对自然的世界观，而是教化的世界观。[3]
关于教化世界观，如果我们这里把宗教、艺术、伦理除外，只考察世界认识观，那么我们就面对着两种有本质区别的范畴：“科学”和“哲学”（首先作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当今，我们在此称之为“科学”的一切，本身只是一种世界观的产物，即西方世界观的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只是在这种世界观的统治下才成为可能。[4]
我与韦伯几乎完全一致的中心思想是：科学，如果人们越是严肃、慎重、无前提地去理解和对待它，那么，从本质上说，它对于获得和确立世界观确实毫无意义。在其出色的、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很有道理的著作中，卡勒反对韦伯的观点，或者说只承认韦伯的观点适用于“传统的”科学，从而要“革新”科学，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在其基础上并用其方法，卡勒企图重建西方两千余年历史中所积累起来的整个创造，即理性的、无世界观前提的、归纳或形式演绎的专业科学。他完全没有看到，这种企图多么荒诞。
可以说，这种要求无论是由要以“无产阶级新科学”取代所谓“资产阶级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提出，或者是由过分的、怀旧的浪漫主义者提出，同样都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存在着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意识形态”，即受阶级利益隐蔽地和前意识地制约的历史观和行动纲领；但是，只有与这种“意识形态”绝无关系的“科学”。正如韦伯很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科学与确立世界观无关、并不可以相关，这一事实并不取决于不完善的历史状况，而是取决于科学的本质，即任何种类的科学的本质，包括文化科学和精神科学。
这里，我简要地概括一下永远排除了“科学”能提供世界观的可能性的根据。
1.多种分工属于科学的本质。并不存在“科学”，只有科学活动。但是，世界观则要求统一，并在获得它时没有“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