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但是，韦伯最后还是察觉到一个按其关于哲学和科学“志业”的理论正是特别糟糕、应该说是近乎尴尬的事实：“先知”、“救世主”并不在。因为，“先知”既不能由“研究者”、“教授”、“哲学家”替代，也不能由例如在教会中永生的基督替代（韦伯同样拒绝了这种可能的选择），这样就只有一种做法：对于先知带有末世论色彩的期望，也就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在包围着我们的“黑夜”之中令人痛苦耐心等待。在这“黑夜”之中，只有禁欲的“科学”和不确定的“世界观理论”还有些事可做。从而，这个重要的、表达了吸引我们的可敬作者的整个博大心灵的讲演，就以放逐时代的埃多姆守卫之歌极其形象地结束了：“来自埃多姆的赛尔（ausSeirinEdom）的呼唤：‘守卫，黑夜还有多长？’守卫答道：‘黎明即将来临，但现在还是黑夜！如果你们想问的话，等会儿再来罢！’”
这里，我们要避免写“心理学”，即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以一种完全明确地“被确定”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心理学”。当然，这种“心理学”也许是富有启发性的，如韦伯及其学生雅斯贝尔斯本人对所有世界观原则上所做的那样；但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则除外。对这位最近辞世的学术伟人的人格敬畏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由于韦伯的观点已有了众多追随者，因此，他的重要讲演就不仅仅是学术的人文科学文献。这就是说：这一讲演超越了人文科学文献的范围，也是整个时代震撼人心的文献——遗憾的是这一时代是现代。从而，我在此也不想继续批判韦伯的观点，而是满足于直截了当地针对韦伯讲演的思想提出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并由此出发也对韦伯以及与此讲演相关的论著进行一些批判分析。
首先，我确定三种观念形式的本质区别。这三种观念形式分别包括世界观、自我观或上帝观。
1.绝对自然的世界观（自然的自我观或上帝观）：这是一种应由哲学描述的、历史学—社会学上不变的“常数”；当然，只有通过在任何具体的群体世界观中始终渗透其中的“真正”“活生生的”传统（艰难的）脱落，它才得以出现。这里，“真正的”传统内容只是传统的这样一种内容：它被明确地体验为当代的，但作为传统，其承担者对此则毫无所知。[2]
2.“相对自然的世界观”，它是绝对自然的世界观和活生生的真正传统的复合。“相对自然的世界观”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上都非恒常，对于所有群体单位，例如“文化圈”、“民族”、“人民”等，是有差别的。就什么始终可以经由“历史命运”进入其中而言——其差别的最终源泉在于种族的态度、评价、生理心理把握形式的综合。关于种族这词，是在其谱系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其分类学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同样”的历史命运经不同的种族态度不同对待，并以结晶过程的方式把差别纳入活生生的传统。对于它们的差别，根本不可能从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加以解释。只有一种归结于心理遗传价值的种族价值论也许能使它们的最初起点得以理解。当然，这要以精确的遗传论、种族和家族研究、民族志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