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雁冰译
[1] 选自《舍勒全集》卷十。——编注
引言
从塑造我们的人生——个体之生以及一切形式的共体之生——并使之转向善或者恶的许许多多神秘莫测的权力和力量中，我想举出两种本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力量：楷模与领袖。
领袖与追随者问题，这一社会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有关的所有重大问题——如领袖的特有品质、领袖的种类、领袖的遴选、领袖的教育、领袖与追随者相互制约的形式等——对于一个因战争和革命而在各个生活领域被部分地夺去了其以前的历史领袖人物的民族而言，必然是燃眉之争，此不待言。在领袖层发生或多或少带有突然性的更替现象的一切重要时期，情况莫不如此。因此，当前每一种群体，不论是政党、阶级、职业群、工会、各类学校、青年运动，还是宗教和教会团体，都在为领袖问题进行着激烈角逐。处处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对领袖人物的渴望，这渴望之情如此急切、如此不可遏制，以致人们不惜使用最歪曲事实、最空泛和最怪诞的表达形式。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的也许是不计其数的新的“共体”、“社交圈子”、“教团”、“教派”、“学派”，它们突然在我们国家冒了出来，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生存利益，每一个团体都有其特殊的“救世主”、“先知”、“世界改良家”为其中心，每个团体都有改革和教化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崇高目标。[1]我们的时代正以这种特征警示着人们，使人们想起日益走向没落的希腊古代。
我无意干预这些现代的教派形式，无意涉入它们相互之间的争斗和多方面的活动。我只是想科学地并以严格的客观态度，从理论上审慎思考宗教、国家、经济、民族等各个基本生活领域中的领袖问题，当然是在一个确定的世界观和生存观的背影之下，只要对我们的问题讨论有必要，我将对这些观点进行精确描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尤其世界史的伟大传说和说教就领袖人物和追随者问题所能够传授给我们的具有典型—普遍意义的东西，认识与科学就此所能提供的可以说很少、而且实际上也并不重要的材料，我将尝试着一一评说，希望这对于人们如何选择以及选择谁为领袖这一重大的生存问题不至完全无益。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应明确而清楚地指出，我绝对没有想过将我自己装扮成领袖，甚至不曾想到推荐某些方面的领袖。我是教师而并非领袖；我是一个想传授关于领袖及其在生活与历史中的重要性的客观知识的人。这与领袖是根本不同的。[2]
一个社会对其领袖人物的依附性质是极其不同的。实用目的性的：“此人关心我们的利益”；传统性的（如任何合法的统治者：“事情一向如此”；合于法律—纪律的）自然形成的：父母与儿女，年长者与年轻者；是血缘世袭性的，这就是说，法律、惯例和习俗总是将某些领袖人物与某种血缘联系起来。最后，人格—魅力性的，即追随者着眼于领袖个体本身，这是一种有别于职务或者世袭魅力的“个人魅力性的”、人格性的领袖品格（如Sohm和M.Weber）。在这里，对人格的信仰、信赖、爱（**和非**之爱）、献身、忠诚、与其命运和在的自我认同，有时则是畏惧、敬畏、害怕——这些东西是使追随者依附于领袖的力量。最原初的、同时又是最强有力的、干预生活最深刻的领袖品格始终是人格性—个人魅力性的领袖品格。因此，人们可以说，哪怕职务魅力性的（如罗马—天主教教士体制）和世袭魅力性以及传统性的、合法的和血缘世袭性的依附方式，最终都来源于这一最高的领袖品格。革命年代、思想动**的年代使个人魅力性的统治无比强大。在这里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上述种种依附形式没有哪一种是建立在单纯知识传授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永远不会单纯建立在“学说”之上。可见，当领袖和当教师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然而，我要讲的不单单是领袖，而且还要讲——这对我更为重要——“楷模”的意义。今天，关于领袖问题的文献不胜其多，但却很少有评论诸如智者、“美的心灵”、绅士理想这类楷模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其形成方式、作用、塑造心灵的力量。这不足为怪，因为领袖的作用是在广阔的、可见的公众土壤之上，是在所谓历史的喧闹市场上形成的。相反，楷模的作用则是朦胧而神秘莫测的：楷模是在每个人和每个人群的灵魂深层蕴藏着、运动着和改变着的。它难以捉摸和把握。稍后的心理分析将向我们表明，当人自身没有从认知上意识到他的楷模是什么，更没有意识到它从何而来的时候，楷模的作用最为强大有力。一位著名神秘主义者说：“每个人面前都浮动着一幅他应成为的人的图像：在他未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他是永无安宁之日的。”这句话深刻而形象地道出了楷模的意义。
[1] 例如：人智学（Anthroposophie）、Johannes.Müller圈子、行动圈子、盖奥尔格圈子、智慧派、心理分析派、团结圈子（施塔德勒圈、“良知”圈子）、新宗教派别、共产主义派别等。
[2] 参见韦伯：《作为志业的科学》，Munchen，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