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斯宾塞明确地认识到，所有精神发展的一般现象都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即文化领域内的分化和结合，加上精神活动和价值经验，共同构成精神发展的基础。这在群体中的领导人和开拓者的代表人物逐渐从知识性职业，例如从术士、医生、祭师、哲学家、学者、研究人员等中分化出来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在这种分化和结合原则的实施上，最为重要的是分化的水平应处在正确的次序上。特别是，由于水平处理方面的不恰当，将导致严重错误的发生。例如，我们应该承认，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知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拯世或赎罪知识，文化知识，实际知识或控制自然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刚刚发端时便从自然的和历史神话的思想和认识的雏形——“唤醒人民之梦”——中分化出来，然后它们就处在十分独特的发展轨迹上。比如孔德便错误地把神话看成宗教，而没有看到现代西方的宗教比中世纪的宗教分化得更明显，它绝不顺从形而上学这一重要事实，他也没有看到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相互之间区分得更清楚这一重要事实——由于这一事实，科学现正以一个无穷无尽的发展过程而出现，而形而上学则以一种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封闭的“系统”而出现。孔德的结论出自所谓的“三阶段定律”这一基本错误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形而上学的思想要素从宗教“演变”而来，科学思想从形而上学演变而来。这样，孔德实际上就把短暂的发展阶段仅仅看成是精神分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就是积极的控制技术一方面从以自然力为对象的魔术演变而来，另一方面又直接而独创地从宗教祭礼的表示技术和象征神圣事物的宗教仪式技术分化而来。如果孔德能看清其中的矛盾，他就能避免严重的错误。同样道理，艺术和工艺学（工具技术）在表现精神活动的结构上，同时在以一种方式为某个持续有用的目标服务上，必定也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但是，如果谁肆意曲解这种情况以便推导出艺术起源于工艺品和工艺学（例如森珀在他关于文体发展的著作中和最近布克在他的《劳动和节奏》中便是这样做的），或者像浪漫主义那样和最近弗罗贝涅的草率言论那样，对这一情况滥加曲解以声言工艺品和工艺学发端于艺术，那么其结果将是严重的错误。根据兰格的意见，形而上学是“概念诗”，依照奥斯特瓦尔德的看法，艺术是“科学的预兆形式”，斯宾诺莎、黑格尔、哈特曼和叔本华等人“灵知的”谬见则认为，对民众来说，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低级“图画”的形而上学，波纳德和麦斯泰灵知的谬见却反过来把形而上学单单看成是尔后被弄合理了的、通过人回溯到启示或原始启示的民间宗教，而在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预言哲学”中，形而上学又是被非法弄合理了的、其后被紧缩为体系的关于宗教或诗的预言；总之，正像晚期西欧所做的那样，这些学说和理论仅凭限制严格的文化范围内极特殊的发展水平，便轻率地把上面提到的三类知识中的一二类视为“末路”（正如孔德和狄尔泰所做的那样，他们说他们之把拯世知识和形而上学视为末路，充其量不过就“形而上学”的知识而言）——所有这些谬见在错误性质上都是相同的。它们根源于错误地判定分化和结合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错误地判定包含在特定的精神类型中创造力的等级，而且根源于这一事实：即将隶属于最高文化形式的某些次要的混合现象错当成必然的理想型。这样，例如神秘主义——一种普遍而界定严格的精神行为类型，换言之，一种迷狂而直接地鉴别直觉和情感的知识——能在特定的宗教及其教义（印第安教、基督教、泛神教、犹太教和道教的神秘主义）中，以及哲学的形而上学（例如普洛丁、斯宾诺莎、叔本华、谢林和柏格森的形而上学）中找到；它能在泛神论者和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例如普洛丁理智而冷峻的神秘主义和狄奥尼西安迷狂的神秘主义）中、在居主导地位的理论控制（如忏悔祈祷的神秘主义）和实际控制（如肯普斯实际禁欲的神秘主义认为婚姻起因于某个优良人种意志的行为）中找到。在所有情况下，神秘主义“自身”仍然是一种独立的知识类型，或一种掺杂着绝不会出自它自己的知识之源的纯粹的实有物或价值——这种掺杂经常是（一般是）一种全然无创造力的、次要的和过时的现象——一种倒退！如果不认识这一点，那么其结果将是重蹈基督教作者共通错误的覆辙，把正统基督教神秘主义看成典型的神秘主义而忽视其纯粹超忏悔甚至超宗教的性质。其他人如叔本华和柏格森在其“直觉主义”哲学中，把神秘主义看成是独立的“宗教”知识之源，或“形而上学”知识之源。这种神秘主义的混合形式总是假定纯类型的存在。
与上面概述的那部分内容紧密相连的文化社会学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探讨或多或少有点组织的精神合作的社会形式。在每一个时期，三种基本的知识类型都首先出现在基本上与其最高目标相吻合的社会形式中。依预想的客体性质来看，这些知识类型必然是独特的、各个不同的。就特定的精神活动所有的基本形式而言，这是不错的。而就拯救知识主要的宗教形式而言，存在着会众、教堂和教派，存在着组织涣散的、“游离的”神秘主义派别或只在神学上结合的思想引导。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古代意义上的“智慧学派”和教育团体，这些学派和团体将其成员的教学、研究和生活实践结合成一个超越生活团体甚至常常超越国家的集团，并把这一集团看成是一种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关于思想和价值的“体系”。最后，在固有的客体的区分和艺术品的分类上，还存在着实际科学指导性的和研究性的机构，以及或多或少与工艺和工业组织相连或与律师、医生、行政官员等类职业组织相连的机构，我们称这类机构为“科学机构”。艺术同样在发展其“支配的学派”。在把自然语言提高到“文化语言”方面，或根据衡量的常规和公认的“原则”而体现在人造的符号系统方面，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发展了它自己的教义、原则和理论。
自然，知识团体得与指导形式相区别，得与不同年龄的儿童最初从他们生活的社区（儿童的家庭、部落、国家、民族或文化单位）获得平均知识的“学校”相区别。在这类学校中，平均的、社会必要的知识水平仅仅只依照人们的社会地位、财产多少和阶级的不同而代代相传。而上面提及的那些教学和教育机构则代表上层建筑，新的知识通过这些机构极缓慢地渗透到社区、城镇、国家和教堂等“学府”的教学人员中去。
此外，上面提到的知识类型还得与人们靠共同隶属于某种社会地位、某种职业、某个阶级或某个政党而占有的知识相区别，即与混合着集体利益和（假定）我们带有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社会地位、职业、阶级和政党的“偏见”而选择性地获得的知识的类型相区别。这种虚假知识的奇特之处在于，占有这种知识的人们既不清楚位于“知识”背后的集体利益的根本是什么，又未能意识到：只有当他们形成一个团体，形成隶属于众多团体中的一个团体时，他们才可能拥有这共同的知识。这些“偏见”体系如果因为无意识而试图在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或实证的科学思想的庇护下用有意识的深思去证明自身的正确，或借描绘起源于更高知识结构中的教义、原则和理论来达此目的，那么就有了被人们称之为“思想体系”的新的混合类型。现代史上这类思想体系的最好例子，是名之曰“被压迫者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历史所做的具体的经济的阐述，使得所有知识的起源全都隶属于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之下。在这里，“公众意见”已被当作调和偏见和意识形态的滤水池，成为一群“受过教育的人们”共同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