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出现的实因素而论，例如就新的国际性的政权分配、经济生产关系、种族混杂和种族冲突而论，现存的虚实因素与人（精神的和冲动结构的人）的主观关联之间的决定关系是很不相同的。这些新的实因素存在的范围和真正“成为可能”的客观性丝毫不是由虚因素，而只能由预先确定的实因素的特定的结构来决定。就这方面而论（确切些说，就前述例子的反面而论），被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它只具有一种消极的“指导性的”（也就是限制或非限制的）因果分析作用。从原则上看，它对实现只具消极的作用。因此，它无论如何没有质决定的作用。人的精神和意志——集体人的和单个人的——只能做一件事：制止或非制止（解放）那出于自发的和真正的诱发性或发展而欲存在但又对目的（自觉的目标）视而不见的事物。如果精神提出定量的目标和变更实因素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又不处于实因素特有的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内，那么，精神劳而无功，它的目标成了“乌托邦”。那些被人们名之曰计划经济学，或“世界政治制度”，或有计划的、合法的优生学和种族选择的玩意儿正是这类乌托邦。
另一方面，试图仅仅从真实的生活条件，例如仅仅从血缘关系、经济、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去单义地推导现存的宗教、艺术、哲学、科学或法律体系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内容，这种探讨，始终是一种错误的探讨。在宗教、法律和精神史的定量决定上，只有那形成于固有的自主律范围之内的事件——尽管从知识史的角度看，这些事件的潜在力可能能如实际发生的那样易于实现——才“解释”了真实条件的情况和实因素之间现存的结合。拉斐尔需要一支画笔（这支笔他的思想和艺术观不能创造），他需要有政治上和艺术上强有力的庇护人雇用他去吹捧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路德需要有对于公爵、城镇、偏向特殊神龛论的地主和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兴趣，没有这些因素，无论“圣经”的阅读也好，或小提琴独奏也好，什么也不能从他的教义的传播中得到。
正如我们否定所有自然主义社会学对文化内容形成的解释那样，在纯文化社会学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否定任何一种把文化史的过程看成是由它自己的逻辑含义决定的、纯精神发展的过程的理论（例如，我们联想到黑格尔）。如果没有真实的条件否定的选择力，如果没有“领导”人物自由自觉的诱导性——当然此所谓自由只指“如果”或“如果不”的行为，而绝不指逻辑意义上的“什么”——就压根儿谈不上纯精神决定因素的影响，甚至在最纯的知识文化的基础上。在实因素社会学所涉及的现实领域内，自然更不会有什么受纯精神决定作用的影响。就存在、质量和价值而言（此外也就所谓的“进步”或“倒退”而言），现实循着它们的很必要的路线前进，一条从价值观上看和主观人类精神的目标上看都是“盲目”的路线——它们自己的命运之路。而给人类留下的只是一种完全无变化的特权：人类能通过其精神“推断”——不是预测——终属假设和可能的期望的未来；人类还能通过其意志暂时地压制和阻止某些事物的产生，或者在时间的持续和时限上（不过不是在时序上，时序是天定而不能更易的）加快或延缓某些事物的出现，这正如催化剂之于化学合成过程那样。
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内，就质量、目标和价值而言，还潜在地存在着对于事物的“自由”和自治——然而在实际表现上，“上层建筑”总是可以通过它特有的诱导性而使得这些自由和自治被中止；也许我们可将这种“自由”称之为“可变更的（可中止的）自由”。
相反在实因素的领域内，只存在着“可变更的命运”，孔德对这种可变更的命运做过适当而正确的探讨。
在前一种情况下，现实环境对精神潜能的实现具有中止的作用。
在后一种情况下，从暂时的替代这一意义上说，精神对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事物具有中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