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客观的价值等级序列之内将“英雄”理念归于生存价值或者生命价值之中。我们将这些本质性价值严格地与在等级上高居它们之上的价值区分开来，即与精神性价值（天才）和技术—精神性价值（如科学）区分开来，也与处于它们之下的实用价值和怡人性价值领域区分开来。[1]
在生存价值之中，我们也面对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纯”生存价值或发展价值与展开价值；第二，技术性生存价值或保存价值。后一类价值服务于前一类价值。例如，种族健康和种族完美即遗传价值的健康和完美（保守政党的基本倾向）便是一种发展价值；一种生命上的保存价值是指民族健康（民主的、自由的政党的基本倾向）。凡是谋求推动国民经济之生产力者，但关注发展价值（重商主义）；凡是只谋求增加实物和金钱财富者，便关注保存价值（重农主义）。谁如果想使国家政治权力的增强超出当前人口及其可望达到的规律性的增长数量之生存需要，以便使居民能够比以往有更大的增长（帝国主义），他便偏向发展价值；谁如果只想增进福得，他便偏向保存价值。
在有机体形成的领域之内，从低级组织类型向高级组织类型的发展绝不可以归结为最具适应性的个案的保存。应该区别适应性特征与组织特征、“变异”（Variation）与“突变”（Mutation）（物种的产生）。精确的遗传学说（门德尔［Mendel］）表明，偶然的适应性变异是没有遗传性的，这与动物和植物为单纯的适应性差别所掩盖的真正组织特征相反。（在这里姑且不说量的法则。）可以说，发展与保存的这种差别贯穿于整个有机的自然界。生存、活动、主宰空间（环境）的扩展，其次感觉与察知活动空间的扩展——正如我们在从单细胞的水母到人的活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像达尔文和斯宾塞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归结于对一种一切生命所处的相同环境日益积累的所谓适应性实用价值。[2]它有其超机械性的原因（追求完美的本能、elanvital［生命冲动］、真实物种之种属实体［Entelechie］等）。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生物之内省（Innenbetrachtung），即适用于不同于精神灵魂和心灵生活之联想机制的生命灵魂，例如适用于生命感觉、最简单的生命反应（尝试性的动作、本能、行动）。
我们将生命的发展价值置于我们称作“高贵”典型的要义之下（柏拉图）。高贵与卑下是一般生物学的对立现象。“贵族”就其含义而言，是一个群体中之最强大的“发展力量”和最完美的血统遗传价值的占有者。我们将单纯的生命保存价值置于“福利”这一总标题之下，并将这个词用在个体或者生活共体之总体（bonumcommune），这种bonumcommune并不是“最大数量的人的最大幸福”（实用和怡人性价值）；后者毋宁说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边沁［Bentham］语）。福利并非一笔笔可计数的值，同样，生命的舒适感也不等同于舒适感觉的总和（与此类似者还有健康感和患病感、荣升感和失败感、自动的生死感）。
“英雄”是一种人性的、半神性的（希腊人的英雄）或者神性的理想位格类型（例如穆斯林、加尔文信徒的权力—意志神），他以自己的在之中心而向着高尚者与高尚者之实现——即“纯然的”、非技术性生存价值之实现，其基本美德是身体与灵魂与生俱来的高贵和与之相应的高尚思想。那些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所从属的群体之“福利”的人——不论多么重要——都不可以被称为“英雄”。我们称他们为“行善举者”，例如匡世救民的医生、经济界领袖和技术人员，他们有别于政治家、军事统帅、殖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