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观察、感知和爱的方式而被给予圣者的内容被称为“启示”。如果说启示是自我启示，那么，属于启示之本质，即属于其内容的本质者便是绝对完成状态。这种内容不会受到任何可以设想的变化的影响，不论是量的增减，还是增长、发展、进步。相反，教会及其领导以教义形式对启示内容所进行的概念表述却在教义可能增多的情况下经历了一场变化。尤其对教义包含着的概念通过神学进行的科学系统化、诠释和定义——像一切纯“科学”那样——经历了进步和发展；一切技术性的价值也是如此，如表明神圣性价值的上帝敬拜形式。属于圣者直观内容者只有理解和越来越深入其直观内容的心态。
圣者的本质是可直接观察的临在。圣者对后世的影响并非像英雄那样通过必须靠讲述流传或者明显地持续发生影响的事迹；也不像天才那样，其精神个性尚直接临在于作品之中；他本身便临在于后世之中。圣者借以临在的首要手段是仿效性圣者的直接追随和对其位格形象的反复复制；第二位的手段是为这种直接的个人联系共同决定的权威和传统。天才是在其作品中表现其范例性质，英雄则是通过其事迹——在其民族的活动空间之内还可通过传统，但在不同民族的活动空间之内却只能通过历史科学的中介，而原初性圣者则通过被直接追随而占据着不受民族和文化圈局限的世界历史领域。假若人们将对圣者真实的直觉察知和事件与对一部作品，即圣典——例如基督教生活圈内的圣经——之理解条件联系起来，认为他似乎是通过圣经（尽管是在圣灵的佑助之下［assistentiadiviniingenii］）呈现于我们之前的，这便意味着将圣者贬低为纯然天才。事实上，他首先是由于他活生生地寓于自己的追随者之中而呈现于我们之前。关于这一点，圣经已经有最早的象征性记载。[10]
对于楷模性圣者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有效地影响其他人物者只是一个位格自身之在，而并非美德，更不是行为、著作、业迹或行动。所有这些东西在原型圣者而言只是对他的在和神圣性的提示。从绝对意义上讲，对他正好适用席勒作为高尚灵魂优先于卑劣灵魂者所规定的东西：“它所付出者是他之所是，而非他之所为。”这产生于位格之本质，位格只存在于其行为之完成中或者行为之萌动中。它的在是一种永远重新进行的自我创造。在位格之中，在、生命和劳作是同一个东西。即便单纯仿效性的圣者也并非以其行为、劳作、行动起作用，他是通过直接提供“纯洁、良好范例”的美德之内在光辉（神圣之光）而产生影响的。不过，他的美德形式已经为楷模性圣者之位格所确定。
仿效性圣者与楷模性圣者的联系首先是直接的共同生活，其次是直接的追随，这种追随是已确定的，它与其他本质在其中以某种方式成为我们的、对象的一切关系恰成对立。因此，圣者类型身后没有留下自己撰写的作品使自己的精神位格为后来的历史所了解，并直接临在于后世之中，这绝非偶然，而是其本质使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他的影响之不受局限的条件之一正在于他没有留下作品。凡是有著作传诸后世者，如老子、孔子，便更多智者成分；他们至少在身后留下了关于自己的本质的佐证。苏格拉底在重“智者”轻圣者的希腊世界中最接近神圣性。他也是述而不作，他只是在色诺芬和柏拉图所作的记载中流传给我们。每一个以其作品为我们所了解的精神位格的影响也仰赖这部作品之物质存在，以及对它的保存和可能理解，或者仰赖它被理解的程度、语言等。于是，精神位格的影响已经受到一部作品必然被塞进其中的，受因果联系偶然性支配的物质的制约。也许存在着有关圣者的记载，但他自己在身后所留下的，除了流传于其追随者当中的“自己本身”以外，绝无本质性的东西。可是，这种“自己本身”——他的精神形象便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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