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人们只应将“创造”这个高贵字眼用于天才，这有别于从事科学或者工业、抑或一种手艺人的“工作”。甚至新形式的发明者，即手工艺人或者按组织计划运作的、有着劳动分工的、加工寻常物质的新形式（技术工具、机器、电话、电报的）发明者，仍然必须以最普遍的自然法则为准绳（较为特殊的法则本身大都为发明之结果，尤其是较为简单的和科学性的工具之结果）。只有天才及其作品才免除了自然法则的制约。所以，天才的作品原则上可以被转入具有完全另一种自然法则性——它不同于我们的实际世界所包含着的法则性——的世界。与此相反，一切产品只要不是——哪怕也属于艺术领域之内——天才的作品，尤其一切文明产品绝不会带有这一系列特征。例如一件工具或者一件日用物品、桌、椅等，从其构成原则看可以按照一般规则“新制”，但不可“复制”和修复。然而，天才却如康德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是一种“不循任何规则”创造着堪为楷模的东西的人。关于“风格规则”和“形式”的一切概念只能从他所创造的作品上抽象出来。如果说某些技术—文明性的东西，如一座桥，要进行修复，那么，这也不是像修复一件纯艺术品那样，是为了重现其独一无二的个性（只要一座桥还未被看成是具有这种特征的艺术品），而是出于对其创造者的敬意，或者基于下述经济上的考虑：人们还可以利用其残余部分，并由此而节省完全新建所耗费的劳动和开支。同时，这类产品还受到它们所由制成的物质之特有品质和形体的制约，因而必须为这种物质所固有的衰变规则所支配。只有不断的新制才会保存其既成的形式。相反，艺术品不论被复制和修复多少次，却仍旧是同一个作品。
在手工制品为普遍制造规则的东西，在科学之内则是作为科学之基础的思维形式的方法。正如一门科学之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样，学者A而非学者B之发现新结果也是偶然的。进行着认识的天才的作品，尤其哲学作品不同于当时的科学结果之点在于，它在本性上是不可预见的，它的产生犹如奇迹。与此处于明显对立的情况是，甚至最基本的科学发现几乎也是为许多人同时做出的，每个人都没有依靠其客观上的先行者的知识。让我们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如惯性定理（伽利略、达·芬奇）、热与功等效定理和以之为基础的能量守恒定理（莱布尼茨、麦耶尔［］、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z］、焦耳）、非欧氏几何学（利曼［Riemann］、洛巴柴夫斯基［Lobatschewsky］）、微分运算法（莱布尼茨、牛顿）。与此类似者是，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发明（罗盘、火药）都是不同民族作出的。在这里，方法似乎独立地做出进步，学者更多是方法的奴仆而非主人。人们几乎可以断言：此一人如果没能发现，另一个人也会发现。每个熟悉科学研究状况的人都知道，一切进步往往事先已要“悬浮于空中”。谁会哪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柏拉图的某一作品？谁会预见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谁会预见到纯粹理性批判？人们怎么可能想象，除了上述人物以外会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他们著作中记述的主要命题？如果人们对一部哲学著作进行科学分析，将它分解为个别命题并考察其中哪些命题曾经有其他人提出过，那么，人们可能很容易发现，这位哲学家的每一个命题都曾被前人提出过。然而，柏格森无疑是有道理的，他说，这种方法是曲解一个哲学家的本质和精神最可靠的方法。毋宁说，只有考虑到个别命题所应表达的哲学家的基本直觉，这些命题才具有其完整内涵。基于这同一理由，精密科学的学者们经常相互竞争，在研究一个课题时你追我赶。天才不与任何人进行竞争，除非他在类比的意义上根据上帝自身进行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