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为了使后来的时代能够理解而且最终能够洞察天才的作品，便需要一种为理解文明和精确科学发展所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资质同等（Kongenialit?t）。一部作品虽然在形体上世世代代地存在着，但却是完全被遮蔽着的，未经开启、默然无语、处于晦暝之境，对其细节的理解行为本身，即对他进行诠释的行为反而可能——不论这种行为多么有力、多么有声有色——完全掩盖了它的精神内核。只有资质相等的人物对其核心精神内容的“重新洞察”才能够使之开口讲话。“资质相等者”并非本身作为同等价值的天才而与另一个天才比肩的人；而是他应在审美的或认识的观点之内，完成仿效性圣者之对于原创性圣者所完成的同一件事：他在一种行为中从期待性的接受出发“共同和重新观察”那赋予原创性天才的内容。一切对细节的诠释艺术如果要达到其目的，便有赖于这样一种对纯粹作品的重新发现。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人物和艺术家因他们一系列关于经典性的古代著作而具有这种功能；温克尔曼（Winkelmann）以其对希腊雕塑的研究，德国浪漫派之对于中世纪，格林之对于德意志语言精神的研究都具有这种功能。这些先驱为重视发现沉睡于现有文献中的作品而作的一切个别诠释和评论，也许会为后世的科学所批驳和更正，但这却无损于他们的功绩。
于是，我们在用来说明天才在某一历史时刻完成的全部作品（有别于文化载体、文物、文献等）的纯精神的文化内涵之内，发现一种在其他一切价值领域完全陌生，而在本质上却属于此一领域的现象，这便是“复兴”现象，即假死的作品重又复活的现象。这是纯精神文化领域中的奇异现象：一切都有可能复活。而在一切技术价值领域，如一切实用价值的领域，复兴是“倒退”的同义语。因为此一价值领域的载体的本质必然是永不停息的“进步”和国际性的形式。文明宇宙是可能转移的，而且应该转移。因此，最有意义的做法是，我们在对文明价值的形成进行历史表述时只是确定，当今的文明阶段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达到的。对这一领域采取的任何片面的态度都将必然地而非偶然地走向歧途，从而做出如下一种历史表述：“我们竟达到如此美妙的阶段！”但在这里所考虑的价值土壤之上，这种做法却是毫无补益的。因为精神文化作品从其对当今具有活力的意义上看，并没有对当今产生“效用”，这种情况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在未来历史的某一点上不可能重新复活。兰克（LeopldvonRanke）曾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谁会预见到，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的基督教所拒绝的普劳图斯（Plautus）和泰伦斯（Terenz）的喜剧会在法国莫里哀的喜剧中复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