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指出，爱的行为在一切价值领域都是扩展和深入价值世界的特有手段。例如在圣者身上，对上帝之爱对于已经存在的关于神性的观察内容便具有创造性，圣者由于怀有这种爱便会更加深入地进入神性本质，进而自己也禀受了领受新的关于神性的启示的质素。又如在天才身上，对世界之爱对于已经存在的世界观具有创造性。而单纯的无兴趣状态将会造成一种完全迟钝的和越来越贫乏的世界观，最终将导致一切内容的消失。因为在天才的观察中，对事物的一切可能兴趣并没有熄灭，而是被凝炼融入行为的统一体之中。在康德，之所以产生对积极的世界之爱这个事实的未知状态，是由于他将一切爱等同于“感官的兴趣”，他作为非感官行为保留着的只是理性和与之相应的现象之形式秩序；而在叔本华，则是由于他错误地试图将一切爱归结于同情和同情所造成的自我消失。
天才之爱的方向径直指向世界，不论他所爱者是什么，这对于他都是世界的一个象征，或者是某种他借以怀着爱包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东西。在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对世界之在和本质自身的隐秘、虔敬的战栗，它与世界所有个别的积极事物和财富全然无关。非天才拘泥于事物的单纯差异价值，而且大都只是拘泥于事物的社会差异价值，而在天才身上，甚至空间和世界上之广延的时间、空气、水、土地、云雾、雨露和阳光都成为欢乐对象，他正是通过这种欢乐，用爱的目光瞥见了世界伟大的、包容一切的本质。这便是欢乐的在本身，即它的世界之在，还在他在某种情况下知道和明白世界所包含着的是些什么事物之前，这个世界之在就使他的爱运作了起来。
从具体方面看，这种对世界之爱的基本成绩是事物之自动开启，是其隐秘莫测的财富之涌现，是其越来越新的价值之闪现，而这一切都是随着对这一过程无穷尽性和永不枯竭性的意识产生的。但在主体方面，这意味着从与精神的一切生存局限性不可分割的生存恐惧（Lebensangst）中得到解脱，正是这种生存恐惧造成了担心、期待、谋划、精明、谨慎、思想之实用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生存恐惧是一切文明，即一般文明性精神的心灵根源之一。只有在天才身上，或者在与他的本质相应的心态中，才如席勒所说的：“尘世俗人的恐惧”全然“消失”。因此，对世界之爱的极端对立面便是由生存恐惧所产生的忧虑（Sorge）。即福音书所拒绝的担忧（SichSorgen）意义上的忧虑。不错，从生存恐惧和忧虑中产生了一切以技术改造世界的推动力，产生了一切文明思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恰恰也损害了对世界之爱。
可以说，谨慎、精明、忧虑的文明精神、对于世界之可征服方面的意识与对世界之爱处于明显的对立。因为文明精神的目的是重组世界，根据人的实际目的改造世界，其必然结果便是，对事物的敌意和怀疑便成为进行文明活动时的基本情绪。所以，从对世界之爱中产生的哲学世界观也与产生于文明精神的世界观极端对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只要我们将它看成是对于建立在希腊基本本能之上的一般世界观的概念性表述——表现了一个值得爱的世界，这是由于其“形式”之多阶段、其和谐和逻辑性，也由于它并未经过技术文明的改造。只要精神的眼睛瞥见这样一个自身便包含着理性和造型的世界，自然从根本上便绝不会有那种攻击它和以行动改造它的动机了。凡是有这种动机的时候，对世界的情绪原则上也将是怀有敌意的。于是，一切价值似乎都是通过行动、通过人的劳动被赋予世界的。柏格森正确地指出，哲学与精确科学的分野还表现在，哲学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confiance［信任］，而精确科学的基本态度是defiance［怀疑］（speculationabaisse［自由位格和生命中心的抽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