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应简略思考一下哲学与科学的本质差别。哲学是绝对认识。正因为如此，它必须理解在思维形式及其——举例来说——运作和方法之特殊方式和单元上相对的认识，达到此一理解的途径是，使这些思维形式和方法本身成为无形式的直接认识之对象。正因为如此，从哲学认识中可能发现崭新的思维形式，尤其崭新的方法，由此甚至也会发现全新的科学观念。所以，在新科学滥觞之所在会发生某种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相重合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哲学家要么本身成为科学家，或者科学家成为哲学家。不过，这两个领域之本质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清晰分野。譬如，笛卡儿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念，他在将这一观念阐发为关于一切质皆可量化的命题之特定结果时，将其用于空间形态之差别，从而发现了解析几何学。再如，莱布尼茨从最形式化的逻辑构想推演出位置几何学和微积分。关于一些跨界人物，人们可能会问，应将他们归入科学家之列，还是哲学家之列（如牛顿、伽利略、笛卡儿）；同样，在天才与圣者之间、天才与英雄之间也有跨界人物，前者如苏格拉底，后者如奥古斯丁。然而，其本质类型却始终是不同的。
难道我们不应得出结论说，即便哲学认识也必须具有纯精神价值所固有的位格性形式吗？绝对认识、对纯粹和绝对事实的认识具有一种位格性形式，而更富主观性和相对性的科学认识却独立于位格而存在、而可能取得进步和得到传播——这从表象看不正是一种奇怪的悖论？这是时代最深的偏见之一，所以，我们对此一异议不可置之不理。
“‘适于’一个位格的绝对真实的认识”，这一说法可做不同的理解，例如人们认为，根本没有关于某一特定对象的任何绝对的真实，而是每种形式、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一位格都有其自己的真理形式。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便持这种看法。如果不离开这种情况因事实存在的心灵和身体的组织之差别而带有必然性这一前提，这种说法可以通过一种只承认“科学认识前提”的哲学而得到纠正，即人们以另一种理念，即“判断之普遍适用性和必然性”的理念，或者以“明白无误的事实之可确定性”来取代真理和“绝对真理”，不过，人们随之便完全放弃了绝对真理的理念（如马尔堡派），而且否认此一理念，至少放弃了对这类真理的认识，而只是满足于明白无误地确定事实。这种新的、相对于理智范畴和方法的真理是普遍适用的和必然的，因而是无位格性的。科学真理似乎由此而“得救”，虽然这是以放弃绝对真理的认识为代价的。
但是，上述说法也可能意味着：并非认识之绝对真实只“适于一个位格”，只要应该发生绝对认识和绝对真实的认识，只要认识努力的要求提高到这一终极阶段，这种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对象从本质上便必然只是和只可能是为了适于一个“位格”而存在的。可见，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达到适于他的位格的真理内容，从而达到“自己的位格世界”，他所面对的便仍然是相对真理，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解释相对性对象的真理，即相对于位格之心理—身体载体所属的种属。
这并非妄断存在着一种所谓“一切真理之主观性”，并由此而为哲学争得与科学并列的权利，情况恰恰相反：科学真理相对于理智之普通本性意义上的“主体”；理智之形式尚待哲学进行观察，而且哲学将从现象选择中对于生活具有本质意义的目的性出发对理智进行解释。只是科学真理不具有个性的主观性，例如，还不是对虚幻的对象做出的真实判断，而是带有“普遍的主观性”。相反，哲学的真理从其本质看便是纯然实际的和绝对的真理，因而在其内容上和所涉及的认识所针对的对象上是“个体性的”，而非普遍适用的，它之存在只是为了个体，也只适用于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