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同样也不具备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进步。（正如狄尔泰所指出的，）就所有形而上学的主要样式来看，它们只是一些永远循环往复的固定类型。在科学教育和论证的不同水平上，这些固定类型的形而上学不断地发生冲突和争论。这是形而上学认识方式的本质，它的根本手段是本质直观。而本质和本质联系是世界常数；对于它们的认识是不证自明和完全封闭的，相对于定量归纳经验而言则是先验的。所以，实际科学作为一定份额的人类经验，在其各个历史阶段上，原则上讲都有可能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肯定没有“无限过程”的特征，因为，只有在观察、归纳、演绎时才会出现“无限过程”。累积“进步”属于实证科学的本质，形而上学自然没有，同样，形而上学也不拥有“进步”的伴生现象，即贬损先前各“阶段的科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等的体系，如同当前的拉瓦锡的化学（ChemieLavoisiers）[15]和牛顿力学一样生机勃勃。它们永远都不会过时。不同类型的形而上学会有所“增长”，并在增长过程中臻于完善，但它们并没有前进半步。[16]进而言之，由于形而上学是智者的业绩和体系，因此它不能像实证科学那样进行分工研究。形而上学永远是个体人的，同它的创始人的精神面貌息息相关，因为这种精神面貌反映了他的“世界”。所以，伟大的形而上学家都是不可代替的。反之，实证科学中的伟大发现，诸如惯性定律、第二热力学原理则同时被多个学者所研得。[17]根据一定的问题和机械的方法，似乎自然而然也就推出实证科学的结论。“学者”通常只是充当方法和具有实际逻辑可循的科学连续性进程的勤务员和传声筒。柏拉图和康德的作品则不然了，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想象会有其他人能够揭示他们所发现的真理。
此外，形而上学还受制于民族和文化圈。印度的形而上学只能在印度产生，而不会出现在希腊；同样，希腊的形而上学也不会产生在印度。反之，实证科学却活动自如，在进步过程中，通过贬低先前阶段既能分工协作，又不受私人限制，还可以连续不断；既能跨越国际，又可以不断累积。
所以，从所有上述倾向来看，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并都是人类精神起初便特有的使命和课题。
由此便产生出建设各民族教化机制的实际要求。但在建设过程中，不得片面地沿着三种认识倾向中的一种加以教化，而应综合三种认识倾向加以协**化。至于根据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如何塑造德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将另行论述。[18]
[1] 参见豪森斯坦因（）：《艺术与社会》，慕尼黑，1917。
[2] 参见西美尔：《货币哲学》，莱比锡，1900。
[3] 参见托尼斯：《哲学术语》，柏林，1921，以及《礼俗社会与契约社会》，第2版，1912。
[4] 参见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2版，柏林—莱比锡，1916。
[5] 参见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论》及《精神科学的自然体系》。见狄尔泰《全集》第Ⅱ卷，莱比锡，1914。
[6] 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和《创造的进化》。
[7] 参见P.Duhem：《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E.马赫德译，莱比锡，1908。
[8] 关于生物学，请参见拉多（E.Rádl）的精深之作：《现代的生物学理论史》（结尾一章），第Ⅱ卷，第2版，1913。
[9] 因此，我在科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工作期间替自己规定的众多任务之一，就是要紧密结合我多年来建构的哲学体系，特别关注认识的社会学问题。这里我也只能为这项任务提出一份比较详细的提纲。目前，我正在以研究所的名义主编一部大型文集《知识社会学研究》。
[10] 参见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论》，莱比锡，1883。
[11]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著《论人身上的永恒》一书中《宗教问题》。
[12] 请参见《论人身上的永恒》中《论哲学的本质》一文。
[13] 参见拙文《受苦的意义》。
[14] 参见《论人身上的永恒》中《宗教问题》一文。
[15] 拉瓦锡（Antoine-LaurentLavoisier，1743—1794），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奠基人之一，氧元素的发现者。——译注
[16] 黑格尔错在使宗教具有与形而上学相同的运动形式。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智识主义”。
[17] 参见A.Vierkandt：《文化转型中的持续性》，莱比锡，1908年。
[18] 参见拙文《大学与业余高校》，见L.v.Wiese编：《国民教育体制的社会学》，慕尼黑，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