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有关知识的社会动力学的论述之所以大错特错，是由于它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欧洲这块狭小天地之中。换言之，实证主义把过去三个世纪中西欧的知识运动形式当作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我们知道，西欧近三百年来的知识运动形式只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微不足道的和地方色彩极浓的一段。就是对于这么一小段知识运动形式，实证主义的理解也是片面的。这点是实证主义进步学说中的大错。这一小部分人所拥有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衰败（作为实证科学进步的否定相关物），实际上是市民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的没落。实证主义却把它看成是一般宗教和形而上学精神“寿终正寝”的普遍过程。因此，实证主义对知识发展的普遍历史中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即在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圈和与文化效果相应的不同社会结构内部，有关实现这三种人类精神所特有的知识类型的能力划分标准是千差万别的。印度和东亚文化圈中的知性特征是，形而上学精神观念统帅一切，它既压倒实证科学观念，也超过宗教观念。所以，这里不存在知识的无限进步，也没有合理分工的专业科学。这种科学根据不同的职业肢解大众的肉体，并专为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服务，追求建立这样一种世界图景，通过它，人们能够运用技术去控制世界。反之，印度和东亚文化圈中有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首先有的是对于精神品性的不断锤炼。通过锤炼，人们将富有智慧。但人们锤炼精神品性所依赖的素材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这种素材既不会发生改变，也不会有所增加。构成这种素材的主要是古代智者的经籍（诸如吠陀文本、佛教传统、孔子、老子等）。不过，它们不是学习素材，而是用以培养精神机能的练习素材，即是沉思素材。人们阅读它们并不是为了了解其内容。要是这样，读上一两遍也就足矣了。人们不厌其烦地反复阅读，是为了把它们当作典范，学习其中教导的灵魂技艺，以培养一种更新、更高的意识立场。凭着这种意识立场，我们随时都能应付生活中一切难以预料的世界经验。所以，印度和中国的“科学”，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塑造”人，而不是为了认识人们用以控制自然的规则。这种“科学”始于心灵，并由此深入到死气沉沉的世界秩序中去；欧洲科学刚好反其道而行之，它由死气沉沉的东西上升到生机勃勃的事物，直到心灵和上帝。在印度和中国，“科学”的最高阶段直指“涵养”，一如欧洲科学专注于成效和支配。每一种科学都拥有它自己的技术：自我拯救的生物技术和灵魂技术（一切欲望、愿望，一切**和冲动通过纯粹直观行为而对象化）必定属于亚洲的知识理想；控制自然的僵硬技术则非欧洲的知识理想莫属。[13]
实证主义倒不是错在它认为作为认识手段的人的宗教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并非蒸蒸日上，而是每况愈下；毋宁说实证主义错就错在它对宗教诉求，即宗教冲动坚持同样的立场；错就错在随灵魂中与先验之物直接相关的精神因素的逐渐减少，它根据其错误的进步学说（一种欧洲偏见）预言既定的宗教意义没有任何客观现实性可言。不过，实证主义从宗教意义的式微中倒是得出了这样一种唯一正确的认识，即只要上帝不再向人开诚布公，以求得到人的信仰，那么，凡是后来之人，只需保存前人认定的东西即可。[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