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便产生了一些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纯粹的认识社会学（作为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部分）这一最为紧凑的语境中才有望得到解决，诸如1.不同的科学在何种程度上受制于各自的文化灵魂（比如民族）？——［在这点上，］哲学和形而上学肯定要比实证科学严重得多；精神科学要比数学和自然科学严重得多；生物学[8]要比物理严重得多。2.什么又以同样的方式受制于科学，诸如印度数学、希腊数学、现代数学；反之，什么作为“真实的结果”却又能同有关对象世界的特殊的直观形式相分离，进而言之，还能跟立足于民族或文化历史基础之上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相脱钩？3.各民族和各文化圈中的“天才”原则上能够相互自由代理和自由协作的有哪些研究使命；反之，又有哪些由于对象的［特殊］性质而在本质上排斥这样的代理，结果导致只有作为每个个体的整体精神的民族相互协作本身（也就是说，并非整体精神的任一部分），以及只有各民族的特殊结构、特殊直观形式和思维形式之间相互完善才能对对象有个最恰当的认识？4.哪些对象的哪些认识部分和哪些科学能够随时战胜与之相关的文化的没落，从而能够与新兴的或其他文化灵魂的科学永远处于有意义的联系之中，并因此不断向前发展；哪些则不能？
就我所知，我们似乎还从未提出过如此专门而又精练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去追问认识论，迄今更是付诸阙如。只有孔德（AugustComte）、斯宾塞（HerbertSpencer）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实证主义哲学曾经把认识论同社会学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紧密地联系起来。
孔德有关科学的分类已是众所周知。这种分类同他的三级规律（GesetzderdreiStadien）休戚相关。［根据孔德的理解］，知识的任何一个部分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过以下三个阶段。具体而言，科学应先由神学阶段到达形而上学阶段，再由形而上学阶段到达实证阶段。总的趋势是科学的对象（按照图表的次序）越来越单一和抽象。可是，该发展路线最终引以为据（并构成它的终端）的实证主义知识理想（daspositivistischeIdealdesWissens）却不遗余力地把认识目的限制为：1.“为了预见而认识”（voirpourprévoir），或认知意识只接纳这样的世界内涵和世界关系，通过它们，我们能够预料并支配未来；2.揭示单纯的感官现象规律（一定数量的关系），而根本不去追问事物的“本质”，并进而追问“实体”和“活力”。
但是，虽然德国大部分哲学一致认为，整个实证主义—感觉论的学说都是错误的，并已过时。可他们迄今也未能提出一种有关认识的协作形式和不同知识部门及知识种类的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学说，用以对抗类似的实证主义学说。这点的确是个极大的缺失和明显的漏洞。[9]
实证主义有关知识的三个阶段的理论，无论孔德、穆勒、斯宾塞的，还是马赫、阿芬那留斯的，根本就不正确。宗教—神学的认识和思维、形而上学的认识和思维以及实证的认识和思维并不是知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偕同人类精神本质一起给定的实质性的和永恒性的精神立场和“认识形式”。它们之中没有谁能“取代”或“代理”其他任何一方。出于个体原因而领会世界的使命、直观理性洞察显现在偶然现实之中的本质语境和永恒理念的语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的使命，以及用数学符号系统明确规整和划分现象，并根据现象之间相互依存的方式对它们加以分析的使命；所有这三项使命最初权利都是均等的，而且同样都是源自神话思维，并相互渐渐分化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