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模效应的第二种手段是传统。它介于遗传与理解性的承纳（接受教诲、教育）之间，处在自动地从心灵上接受传导的中间地位。它是通过周围世界之生活见解的感染和对它们不由自主的模仿而达到的对思想、意志和评价方式的接纳。表现其本质的说法是：我并不知道流传下来的东西已被接受；我将他人的意志看成是我的意志，我在接受之前不做评价，我不做选择。对于流传下来的东西，人们自以为是察觉到了的，自以为自己可以做出评价。在着手对孩子有意识地进行教导和教育之前很久，便通过不由自主的模仿、通过参与性的、先于一切有意识的理解态度、表达方式、行为，形成了这个人的未来命运的构图。对于这个孩子而言，所有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成人微不足道的家庭事件，争执或者爱与理解、虚伪的或者善意的微笑、一瞥，对于孩子却是一出至为壮观的戏，他的生理—精神的组织愈是具有可塑性，他的领悟力愈早成，这出戏对于他的在和他的成长便愈具有楷模性质。母亲和父亲、兄弟姐妹和亲友的形象不仅决定着对这些人的爱与恨，而且还决定着他之所爱和所恨，尤其决定着某些事物特征、某些价值模式的活动空间，即使在未来，他的爱与恨也将在这样一种模式的框架之内摇摆。年轻的心理分析学特别以与弗洛伊德相对立的非自然主义的形式——它开始为阿德勒（Adler）、梅德（Maeder）、柏格森所使用——可以向我们解说许多关于人的命运形成方面的问题，尽管其中不乏夸大其词之处（儿童经验）。[5]
民族命运的形成借助于在其神话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对世界之思维、观察和评价形式，但首先是得助于神话中所包含着的个体性楷模。赫拉克利特、俄瑞斯忒斯、奥德赛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日耳曼传说中的个体性形象对日耳曼意味着什么？将没有归结为个别人物的、构成神话的传统中不具名楷模仅仅局限在民族的史前时代，这未必得当。在这里，我只需举出现代世界的那些不具名的极端重要的民族楷模，它们产生于特殊的等级或职业，但为整个民族提供了最高标准：[6]“绅士”（Gentleman）“武士道”、“君子”（孔子）、“荣誉随员”（Gortegiano）、“高尚的人”（hommehonnete）、“老实人”（Biedermann）等楷模典型。歌者、诗人对这些楷模典型一再重新加工，将他的灵魂与植根于传统中的形象混合成一体，给它们注入他们自己的生命汁液。喜剧家往往更愿重塑对立形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正面楷模（喜剧范畴：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的“性格”、拉布吕耶尔［LaBruyere］）。
楷模效应的第三种手段是精神性的理解和以此为基础的对个体的“信仰”。在我们对个别行动和情绪之表达形式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价值和命题给予承认和谴责之前，在我们服从或者不服从命令之前，我们总是怀着爱肯定和充满仇恨地否定未经分割的整个位格。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最大错误在于它们认为，我们爱和恨一个人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因为他有什么个性，是因为他有那样的鼻子和这样的微笑。我们的灵魂绝不如此吹毛求疵，绝不会跟在我们的爱憎后面跛行的理智所分析的那样！我们有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的种种约束和超然态度。我们所爱和所恨者最先总是未经割裂的整个位格，这爱与恨是建立在这些个体的总体价值印象（形象）基础之上的。当我们爱和恨的时候，我们同时便有赞成或者反对、追随或者对抗的倾向。我对之作为位格而恨的一个教师可能会使我们厌恶整个一门学科。对我们并非从外部——即并非像只会模仿的那种人一样——而是我们从其精神性的生命中心方面通过投身其中和参与完成其思想行为而达到充分理解的人格整体的信仰和不信仰——这是楷模效应所可能有的最高、最纯、最具精神性的形式。
只有在这里才谈得上自由的追随，它与不由自主的模仿和复制形成鲜明对比。最高的范例是“追随基督”，即在追随者灵魂之中心对在的本质和如此在、对他的精神形象之持续不断的、虽然始终带有片面、不相称的重视。当保罗将重生看成是旧亚当之死和可爱的救世主的本质对我们位格中心本身之塑形的时候，他并非比喻性地而是真正认为，基督位格、即位格形象—本质取代了已死去的旧我，我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被“神化”了，并进而达到一个比亚当更高的地位，比他更接近上帝。“我活着，但我已非我，而是基督活在我身上。”（《加拉太书》2，20）
很少人注意到一个事实，我所描绘的伟大楷模典型在其活动中——在其活动方式和空间中——有其完全特殊的、与其永恒地位相应的规律性。
[1] FerdinandT?nnies：《共体与社会》。
[2] 实用与适意是社会之标志。
[3] 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ⅥB，第4至第6章。
[4] 参见歌德关于《东西方歌集》的《注释与评论》一文：一群人站在一条死狗周围，尸体已近腐败，每个都踢它一脚、骂它一声。“当轮到耶稣时，他毫不鄙薄它，他怀着善意，出自他仁慈的本性说‘它的牙齿洁白如珍珠。’这句话使周围的人羞惭满面，脸红如烤透了的蚬壳。”
[5] 命运与楷模：一个楷模被接受得愈早，对一个人的发展便愈是有影响，我们在何时取得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感染着我们的经验，这绝不是无关重要的。价值楷模决定着可能经验的范围，它离开了最初的偶然性经验，并被“观念化”了。它犹如一个主观性范畴。它作为楷模的意识愈少，它的作用便愈大。有个性的楷模决定着伟大领袖人物（穆罕默德、拿破仑）的命运。如果说领袖决定着民族，那么，领袖的命运尤其无限地决定着民族的命运。命运、命运的形成？什么是命运？与“环境”相比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联系。早期的楷模决定着未来可能经验的模式（“先入之见”、经验判断、被经验状态的判断）：以往特别偏重价值的经验内容之内容“被功能化”而成为心理学上的先验=今后经验的选择法则。在这里，试从生平描述方面举几个例子：PeterKrapotkin；歌德与塞森海姆的弗里德利克（FriederikeBrion，1752—1813，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时代的女友，歌德为她写了许多情诗，这段经历见《诗与真》卷10-12。——译者）的经验；叔本华之仇恨女性；菲德烈大帝（）与古希腊楷模；康德与菲德烈大帝。塞森海姆的经历定为歌德规定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经历的形式、模式：人们为了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得不离开、不得不放弃“美好的瞬间”；这种经验重又出现在与施泰因夫人（CharlottevonStein，歌德魏玛时代的女友——译者）的经历中；而达到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浮士德》打赌一场。关于叔本华，见他的《论女人》一文，他果真有此经验吗？是的！他的这种经验是以女人的负面价值形象为前提的。他所经历者是与他的父母所规定的模式一致的东西。
类似的例子如“俄狄浦斯情结”、希腊神话中的俄瑞斯忒斯的态度和“逃向父亲”。参见Bachofen：《母权论》。
[6] 参见拙著《憎恨德国人的原因——民族教育学的解说》（1916），第五章：论集本楷模对一个民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