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构成哲学这种特殊认识方式本质上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一种道德立场。我的这一主张会使一些人联想到尤其是自康德和费希特以来迄今为止一直备受尊崇的某种学说。我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最早始于康德）的学说。比如，文德尔班（）在其专论柏拉图的名著中就把苏格拉底的革新，及其在柏拉图身上的余波同康德学说联系到一起。事实上，这种联系不但不存在，接受它甚至会导致彻底地错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原旨，也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基本思想。所谓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的学说，欧洲哲学的古代先辈们并不熟悉，他们倒是主张确保理论生活对于实践生活拥有绝对的价值优先。但是，自康德以来，几乎所有的实践理性优先学说都大肆抹杀这种价值优先。两种直观的真正关系在于，古代学说把一定的道德的精神立场（整个人介入本质的涌动）当作哲学认识的唯一先决条件，即当作进入同哲学相关的实事王国的敲门砖；此外，这种道德的精神立场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克服一切把目光仅盯在此在身上的实践态度。反之，康德认为，理论哲学在哲学家身上根本不具备任何特殊的道德前提，所以，在假想彻底完成哲学的情况下，只有应该和义务的体验能确保我们介入“形而上学”秩序；康德认为，理论理性试图进入这种秩序，纯属徒劳，也是出于谬见。而费希特（和当前追随他的李凯尔特学派）通过判断行为把事物的存在与其认可要求（理想的应然存在）混为一谈，从而干脆使理论理性成了实践理性的一种形构。尽管事物的存在不容说成是对所谓真的价值的承认的“要求”，但奠定事物存在基础的义务仍然落到了对真的价值的承认头上。在柏拉图哲学中，哲学的目的必须具备的是一种主观前提，而且它也是对存在的理论认识的前提，然而对于“康德、费希特等”思想家来说，这种前提变成了客观秩序中道德的优先地位。这同古人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古人只想在善中寻找到存在的最高的度。所以，正是实践理性优先的学说对这样一种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彻底的颠覆，根据这种思想，对具体存在对象的纯粹认识的前提是永恒道德的生活形式，形而上学假象所依赖的是对待世界的“自然”立场，特别是“实践”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