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说 李贽把王学的“良知”推向极端，提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忘之本心也”。他以此为人的本来面目，为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准。他认为童心乃人生之初纯真无瑕本质的体现，是与虚伪假饰相对立的。李贽一生追求真诚，在人格的层面上倡言真诚而痛讥虚伪，将真诚作为判断人格操守价值的标准。他在真诚的标准下，重人格独立，赞人性自然，斥假道学的虚伪，痛世俗的无知。他以真释诚，而追求真诚又必将各顺其性，承认个性的不同。他提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物情不齐”的个性说，主张圣人治世，不能强民之所不能为，提倡个性发展和解放。李贽的观点之提出，显然是与16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他的主张也无疑有利于人性的张扬和社会的发展，带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和自由思维的特征。
围绕“童心说”这个核心，李贽的学术思想也以重自我、真诚为前提。他谈人论事不以先圣先贤的是非为是非，而以自我真实感受与事物客观情势为依据，作出自我的判断。李贽对孔子的圣人形象提出异议，认为孔子本人从未教人学自己，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实为后人盲目崇拜，孔子是人而非神，现应恢复其人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李贽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质疑。他大胆地指出，这些经典“大半非圣人之言”，不是为“万世之至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渊薮也”。是非标准是有时代性的，如果尽奉儒家经典为标准，必然会颠倒是非，丧失真心，堕于虚伪。李贽否认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亦即否定了统治者的政治及道德价值体系的权威，体现了摆脱传统束缚的自由思维倾向。
李贽还反对独尊儒学、主张学术平等，认为百家之学各有所长，不应一概否定。由此观点出发，他认为评论历史不能固守一定的模式，尤其不能以圣贤之论为是非标准，治史者应发现历史发展之客观情势，据事直书，力求真实。为了打破历代俗儒的定见，他撰写《藏书》对历史上的人物给予重新的评价，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见解。如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陈胜为“古所未有”之“匹夫首倡”，赞扬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为“忍小耻而就大计”，等等。另外，他还把“童心”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动力，作为评文衡艺的标尺，并贯穿着他非圣无法的精神，这些思想显然意味着对思想文化专制权威的否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己说 李贽从“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认识出发，认为谋私利和物质追求乃是人生所必需。他痛恨虚伪的道学先生，毫不留情地揭露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面目，针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明确提倡以“人”为本，民“己”为本。他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私心是人的本心，与生俱来。广义而言，表现为食、色之欲。具体言之，凡种田、治家、为学、居官等均有利可图。既然如此，趋利避害就成了人们的本能。
李贽生当晚明时代，世人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然而一些学者却拒绝承认私欲在人性中的存在。无奈其中多数人所存有的私心却较他人更为强烈，这必然助长伪善虚假的风气，逐渐养成了普遍的虚伪人格。人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位，志在巨富，既已得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其实这种人最为败俗伤世，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里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24]李贽痛恨虚伪的道德说教，讲求实际的利益，于是对私心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终生专攻假道学以倡导人性之真，使人人能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
总之，李贽的哲学思想远绍王守仁，近承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殿军。他的学术思路可以说是阳明心学风行后的产物。他痛恨道学家的虚伪，以“童心”作为真善美的标尺，以寻求自我解脱与追求自我欲望为满足，大大突出了个体自我的价值。他公然以思想“异端”者自居，其自觉的“异端”倾向，不仅表现于著作、言论，而且表现到日常行为中。他在芝佛院读书时，剃发留须，居佛堂而食肉，佛堂高悬孔子画像，以示取舍在我，不受羁绊。更为大胆的是，他讲学时收女子为徒，公开为妇女及自己的行为辩护。讲学著述之暇，他“手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癫狂”，“止于村落野庙”，处处显示出追求人格的自然和狂者的品性。因此，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人的私欲的肯定，以及对人伦世俗生活的憧憬，在明代中后期确乎构成了一股反叛传统的文化模式，并且透过社会思潮与民间风尚，体现在面貌各异的文化领域中。但由于他过分强调追求人格的独立，争取思想的自由以及对人的私欲的肯定，又带来了物欲恣肆、人欲横流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他提倡社会平等，但又不能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尤其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深，所以他的思想又杂有禅学的内容，不由自主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并且具有佛道厌世和出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