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的弟子很多，其后学声势颇壮，最著名的为何心隐。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嘉靖二十五年考省试第一名，后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均，从此不图科举，嘉靖三十八年，因触怒县令而入狱，经友人营救得释。翌年北上京师，参罢权相严嵩的活动，由此招致严党忌恨，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同时，何心隐又因观点相左而与张居正不合。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反对自由讲学，主张禁毁书院，何心隐作《原学原讲》，力倡“必学必讲”，并言多讥切时弊，遂被视为叛逆遭到缉捕，惨死狱中。何心隐疾恶如仇，思想激进，李贽称其“英雄莫比”，目为圣人。
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对人的认识，何心隐认为“人亦禽兽”。从形式上看，人是动物的一种，但如果仔细观察，人禽之间又有区别。禽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道德规范，更没有关于伦理的自觉观念。而人不仅有父子之亲，还具有伦理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既是一种自然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何心隐还认为，人所独具的道德本质等同太极。一方面他承认“有乾坤乃有人”，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有人则不有天地”，这未免有些自相矛盾，但他将人与天地并称，认为人与天地同具本体意义，这种认识显然是儒家关于人的本质认识的延续。
何心隐强调人的道德本质，但并不否定人的自然欲求。他从“安身立本”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提出了“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所谓的“寡欲”旨在节制个人欲求，勿使过度。他强调无论君主还是圣贤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这就是“育欲”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是孟子“与民同欲”思想的承继。在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界的明代，何心隐重申这一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个人欲求的满足包含着对个人生存权利的认可，他肯定人的价值和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又对程朱理学的禁欲提出了批判。这不仅体现了何心隐的平等思想，也可看出他对当时难以生存和自保的广大百姓的同情。
基于上述的认识，何心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为“师友”关系，应互敬互爱。他认为仁义的内涵等同泛爱，并不受等级规范的约束。在他看来，士农工商无贵贱之分，人人皆可成为圣贤。并指出，士农工商要成为社会的主人，必须要自己去争取。他提倡以仁率教，反对互相残杀。这种认识显然是何心隐政治参与意识的体现，也说明了他思想中的保守和调和色彩。
何心隐在“师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会”的概念。他指出，会不仅是社会组织形式，还具有政治组织的性质。师生和朋友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维系着“会”的组织结构，形成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在“会”是师，在天下国家是君，“君臣相师，君臣相友”，不论君臣朋友或师生，均以践行“达道”为宏旨。不言而喻，所谓的“道”乃是人格的化身，体现着仁爱和公正。何心隐在家乡创萃和堂，捐出家财，自理一族之事以进行试验，虽然因遭迫害而未能继续，但从他的这一空想社会模式中，反映了他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三、李贽的“异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