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以其简易朴素的思想修改阳明心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师心自用，但在行为方式上也十分怪异狂放。王艮生前喜古服异行，给人一种狂怪不近人情的印象。嘉靖二年（1523年），他服五常冠及深衣绦绖笏板，乘招摇小车而进京讲学，在京师造成不小的轰动效应。但貌似狂诞的举动背后却是由其并不狂诞的信念作为支撑，这便是其圣人意识，强烈的救世情怀。据说王艮在29岁时，曾做过一个梦，梦天坠压，百姓惊号，他“奋身以手支天而起，见日月星辰，殒乱次第，整顿如初，民相欢呼拜谢”，醒来但见“汗淋沾席”，“顿觉万物一体”，乃“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无论此梦是真的还是王艮有意编造，都说明王艮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所以王艮强调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身居草野，均应为国为民，并且他基于“天地万物一体”的认识，提出了“身与天下国家一物”的命题，这也正是他的“淮南格物”说所阐释的思想。
王艮不善思辨，从整个思想体系上来说，并未超出阳明心学的框架，但他“淮南格物”的理论却独具特色，而且也是他思想特色的集中体现。格物本为《大学》条目之一。朱子讲格物即穷理，阳明训格为正，格物即正物。但无论穷理抑或正物，均未能离开心性的修养。而王艮则与之不同，他把“格物”落到了由端正自身出发的对于天下国家“正”的实处。他释格物“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20]由此引申出安身立本的理论，提出“修身立本”、“反己自修”等强调完善自我的观点。
身修即可安身，在王艮看来，“安身立本”内涵着人我之间的某种对等关系，个人的意志、欲求既不可强加于对方，亦不能受制于人，而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若就人与道的关系而言，则身与道处于同等地位。王艮辨析人与我、人与道的关系，突出了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价值判断的权威性，这正是实现道德实践的前提。将这样的认识用之于政治实践，如果不能安身，也就谈不上安天下国家。因此，王艮的“安身立本”在突出个人的意志和价值的同时，又树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他强调修身正己的目的是为国为民。这种意识，不仅局限于王艮启蒙教化的讲学，还将其融入现实政治的参与中，泰州后学所具有的急人之难的侠义精神，则显然与王艮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要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利。王艮以维护个人利益和安全为出发点，他又强调保身。但他所讲的保身，又不是单纯以一己之利为目的，还融入人格道德实践，提出保身必然爱身、尊身，并提出尊身立体的主张，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的“道”相结合，要求“尊道”。这种认识体现了王艮在确保自身物质需求和保障肉体生命的同时，对人格尊严的看重。这种观点在正、嘉时提出尤堪注目。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使诸多官员横遭廷杖贬谪摧残，士人欲保身则唯有离开仕途而归隐，于身不保，遑论其他。到嘉靖中后期，士人之人格操守已大不如前，诸如附势谄媚、假公济私已不属罕见。因而，可以说王艮适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多余，虽然无助于挽救朝中士风的败坏，却也推动了晚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追求自我价值的肯定。
二、何心隐的“师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