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国家财政危机初露端倪,朝廷为了应急,往往靠出售度牒解决财政困难。其结果使度牒制度遭到破坏,也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加快了明王朝腐朽与灭亡的速度。另外,明代诸帝热衷的斋醮活动,更是糜费金钱的一大宗。明世宗嘉靖年间,“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匾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盌”[19]。
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一时 明代以来,从宫廷到民间道教劝善书、功过格广为流传,给当时的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道教最早的劝善书是成书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大约成书于元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劝善书问世以后,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影响很大。劝善书,以维护儒家的伦常道德为出发点,以儒、道的“积善消恶”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来劝诫世人行善,宣扬“为善得福,作恶遭祸”的观念。功过格,即自我考察功过、善恶,并且逐日登记的一种形式。《道藏》第78册载有《太微仙君功过格》,该书中的“立功格”有36条,包括治病救人、劝人行善等;“过律”有39条,包括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逐日记录,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借以鼓励道士及世人行善避恶。
明代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官僚士大夫都非常热衷于推广劝善书和功过格,许多上层人物还纷纷仿作劝善书。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为善阴骘》,皇后徐氏亦作《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儒杨起元、李贽、高攀龙、金杭、冒起宗等都曾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或注疏。万历年间博学尚奇的兵部主事袁黄,曾是功过格的积极倡导者,乡里人都称他为“愿人”。当时朝野官绅捐资刊印、布施劝善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在朝廷上下的推动下,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于民间,它在社会中下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理学。更令人惊异的是,明代的劝善书还推广到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广泛传播。劝善书的广泛流行,必然给世人的道德观念打上了道教的印记。
深入世俗生活的道教诸神 道教信仰的神是相当多的。道教除自己造神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纳新神,编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后又推广到民间。在明代,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属斩邪诛妖之神;文昌帝君被奉为掌官禄功名之神;天妃(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在沿海一带香火最盛;城隍为监察善恶之神,香火弥久不衰,这一切都使道教的宗教活动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祀神、庙会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每逢诸神诞日,不仅道徒举香奉祀,百姓也都在此日游会,相沿成俗。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日,明朝廷每年在这一天都遣使到京师东岳庙致祭。据载,位于北京齐北门外的东岳庙“规制宏广,神像华丽。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巾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震地,甚有一步一舞者,曰拜香庙。”[20]这样一来,道教的宗教祭祀活动与民间的节日活动结合在一起,相沿成俗,成为百姓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种道教神庙如关帝庙、土地庙、火神庙、城隍庙、娘娘庙、山神庙、玄帝庙等,遍布各地城镇乡村,星罗棋布。它们大多是由民间私建的,数量远远超过正规的宫观。百姓把自己无力解决的所有现实问题,都寄托于诸神的佑助,祈祷神灵消灾免祸、生财致富,甚至生儿育女,等等。道教的宗教观念进一步深入民间,对明代以及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渗入道教观念的通俗文学 道教的宗教信仰深入到明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风习、时尚也为之一变,这些在明代的世俗文学中有所反映。
在明代特有的世俗小说《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中,充斥着对道教金丹术、**的描写,主人公**逸纵欲,僧人、道士、鬼怪频频出场。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东游记》、《绿野仙踪》、《韩湘子传》,宣扬道教修炼内丹成仙变神。明代还涌现出一大批以写神仙鬼怪为主题的作品,被后人称为“神魔小说”。与道教有关的如《东游记》、《北游记》、《封神演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有的作品如《封神演义》竟直接出自道士(陆西星)之手,充满着极其浓厚的道教观念。
在戏剧创作方面,道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明代,出现了一大批以八仙和其他道教人物为题材的戏文和杂剧,如明初谷子敬著《吕洞宾三度城南柳》、《邯郸道卢生枕中记》。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统计,明代以吕洞宾点化度人为主题的杂剧就有11种以上,至于八仙全体出场的戏剧如《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亦复不少。描写道士的曲本《张天师明断辰钩月》、《时真人四圣锁白猿》等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道教的宗教观念以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为媒介,进一步渗透到明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