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国家财政危机初露端倪，朝廷为了应急，往往靠出售度牒解决财政困难。其结果使度牒制度遭到破坏，也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加快了明王朝腐朽与灭亡的速度。另外，明代诸帝热衷的斋醮活动，更是糜费金钱的一大宗。明世宗嘉靖年间，“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匾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盌”[19]。
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一时 明代以来，从宫廷到民间道教劝善书、功过格广为流传，给当时的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道教最早的劝善书是成书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大约成书于元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劝善书问世以后，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影响很大。劝善书，以维护儒家的伦常道德为出发点，以儒、道的“积善消恶”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来劝诫世人行善，宣扬“为善得福，作恶遭祸”的观念。功过格，即自我考察功过、善恶，并且逐日登记的一种形式。《道藏》第78册载有《太微仙君功过格》，该书中的“立功格”有36条，包括治病救人、劝人行善等；“过律”有39条，包括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逐日记录，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借以鼓励道士及世人行善避恶。
明代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官僚士大夫都非常热衷于推广劝善书和功过格，许多上层人物还纷纷仿作劝善书。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为善阴骘》，皇后徐氏亦作《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儒杨起元、李贽、高攀龙、金杭、冒起宗等都曾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或注疏。万历年间博学尚奇的兵部主事袁黄，曾是功过格的积极倡导者，乡里人都称他为“愿人”。当时朝野官绅捐资刊印、布施劝善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在朝廷上下的推动下，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于民间，它在社会中下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理学。更令人惊异的是，明代的劝善书还推广到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广泛传播。劝善书的广泛流行，必然给世人的道德观念打上了道教的印记。
深入世俗生活的道教诸神 道教信仰的神是相当多的。道教除自己造神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纳新神，编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后又推广到民间。在明代，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属斩邪诛妖之神；文昌帝君被奉为掌官禄功名之神；天妃（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在沿海一带香火最盛；城隍为监察善恶之神，香火弥久不衰，这一切都使道教的宗教活动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祀神、庙会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每逢诸神诞日，不仅道徒举香奉祀，百姓也都在此日游会，相沿成俗。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日，明朝廷每年在这一天都遣使到京师东岳庙致祭。据载，位于北京齐北门外的东岳庙“规制宏广，神像华丽。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巾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震地，甚有一步一舞者，曰拜香庙。”[20]这样一来，道教的宗教祭祀活动与民间的节日活动结合在一起，相沿成俗，成为百姓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种道教神庙如关帝庙、土地庙、火神庙、城隍庙、娘娘庙、山神庙、玄帝庙等，遍布各地城镇乡村，星罗棋布。它们大多是由民间私建的，数量远远超过正规的宫观。百姓把自己无力解决的所有现实问题，都寄托于诸神的佑助，祈祷神灵消灾免祸、生财致富，甚至生儿育女，等等。道教的宗教观念进一步深入民间，对明代以及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渗入道教观念的通俗文学 道教的宗教信仰深入到明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风习、时尚也为之一变，这些在明代的世俗文学中有所反映。
在明代特有的世俗小说《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中，充斥着对道教金丹术、**的描写，主人公**逸纵欲，僧人、道士、鬼怪频频出场。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东游记》、《绿野仙踪》、《韩湘子传》，宣扬道教修炼内丹成仙变神。明代还涌现出一大批以写神仙鬼怪为主题的作品，被后人称为“神魔小说”。与道教有关的如《东游记》、《北游记》、《封神演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有的作品如《封神演义》竟直接出自道士（陆西星）之手，充满着极其浓厚的道教观念。
在戏剧创作方面，道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明代，出现了一大批以八仙和其他道教人物为题材的戏文和杂剧，如明初谷子敬著《吕洞宾三度城南柳》、《邯郸道卢生枕中记》。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统计，明代以吕洞宾点化度人为主题的杂剧就有11种以上，至于八仙全体出场的戏剧如《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亦复不少。描写道士的曲本《张天师明断辰钩月》、《时真人四圣锁白猿》等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道教的宗教观念以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为媒介，进一步渗透到明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