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提倡全真教风，清整戒律清规。宋元以来，道教教团尤其是正一派日趋腐化，戒律松弛，这一点张宇初看得很清楚。他在《道门十规》前阐明其写作意图时说：“念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整饬弊端的清规戒律：初入道者，要先择明师，收习身心，远离尘俗，修持真功，用苦行磨砺身心；宫观住持，要公推年高德耆、刚直方正之士，要以严净戒行规矩为首务；宫观的财产，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出卖常住土地；度人入道，要谨择良善之人，依例申报，经朝廷给牒，方可成为道士等等，这些制度清规，多是全真派初期倡行的道风。张宇初广泛搜集前代遗规、遗则，编撰《道门十规》，是企图通过推广初期全真派的内炼真功和清规戒律，以达到自我整肃、自我净化，在儒学的攻排下图存图发展的目的。这一切符合社会对道教的要求和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道教的影响
有明一代，道教几经演进，对明代的政治、思想、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
道士参与朝廷政治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他们把祭天地、祭百神、祭祖当作保佑社稷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在明代，不仅祭祀的乐章、乐词取自道教，而执事人员也由道士充任。《明史·职官志三》载：“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具体分工是，祭祀赞礼由太常寺道士主持，奏乐由神乐观道士承担，乐舞生使用小道童。这样，就使道教的影响渗入国家祀典之中。
明代的帝王几乎无一不信方术，无一不任用道士。从洪武到嘉靖年间，做到六部之一礼部尚书的有道士四人，而其所属专掌祭祀的太常寺的官员，道士常占一半以上，有时几乎被道士所独占。这些道士常与宦官权臣交结，对朝廷的施政方针、军国大政施加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成为党祸的根源。清代人就认为道士李孜省是明代党争的肇始者：“明季门户之习，为一代深锢之患。然当成化以前，未有显然援结，庇其乡里，连及阖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复假邪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己，遂减江西解额，且榜禁之使不得选朝官。誉北诋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16]成化以后，道士与朝中权贵勾结，交通请托、变乱朝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到明世宗嘉靖年间，举国奉玄，朝廷中道士的活动更加引人注目。
道士对于朝廷政治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却是导致热衷道教丹药的明代皇帝的殒命。皇帝短命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统治危机，动摇了明朝统治的稳固。这也是以明太祖朱元璋为始的明代诸帝为他们尊崇道教、迷信丹药付出的深重代价。
营建斋醮，空耗国储 这是道教对明代国家财政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在道教的诸多靡费中，营建寺观、大度僧道、屡行斋醮、广求仙药等几方面的耗费最为严重。
永乐年间，明成祖赐钱张宇初，命修葺龙虎山大上清宫。又敕命隆平侯张信等率军夫二十余万，大建武当山宫观，“楣柱甃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金几尽”[17]。明世宗则更有过之，史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之不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