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一天师从第42代张正常（1335—1377年）开始，至明末的第51代正一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作为明代道教的首脑，掌管天下道教事务。
明代全真派道士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表现出道教传统中清静无为、高隐遁世的一面。明初全真派道士张三丰，是一位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人物。明太祖、成祖多次慕求往访不得，其后诸帝也多次褒封诰赠，始终未知其存亡。他的著述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诀》各一卷传世，后人编成《张三丰先生全书》，是研究道教隐仙派的重要典籍。
在明末清初，以修炼为务的丹道学派分化为四大宗派，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四大宗派为：南宗，以张三丰学说为主，被称为南宗丹法，含有单修性命、性命双修与男女合修的法派；北宗，以全真正宗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宗，以李涵虚为主，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东宗，以陆西星为主，属男女合籍的双修派，该派声称得吕洞宾真传，实际上仍是金丹派南宗的学说。四大宗派虽各有所主，各有所长，但其丹法道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归于伍守阳、柳华阳的丹法一流。道士们只是在鬼画桃符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
道士数量及其社会地位 明代道士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明初，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度僧道96000余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令清理释道二教，规定：“凡各州府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10]从洪武至永乐，朝廷多次降敕，严出家之禁，甚至定僧道常额和限年之禁。如果根据明初制定的僧道常额，道士的数量不过二三万人。事实上，到了正统初年，这一定制就已经有名无实了。当时，“中官王振喜僧道，每岁必一度之。是年（指正统五年）五月以前，已度二万一千人，至是（正统五年六月）又度，前后共二万二千三百余人。黄冠缁衣，布满街市，自来僧道之多，无逾于此。”[11]景泰、天顺年间，大度僧道仍在继续，僧道数目之多已不可胜记。加之朝廷官卖度牒愈演愈烈，僧道私度已无法裁抑。嘉靖年间，明世宗尊崇道教，更使道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朝廷对道士出家早已失去控制。
明代帝王对道教的尊崇甚于金元，因此明代道士的社会地位亦很可观，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至赐爵封官者为数众多。尤其在明宪宗、世宗之际，一些道士位极人臣。明宪宗朱见深宠信过很多方士和道士，著名的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王世能、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等人，他们以方术获取信任，骤得显官。他们有的甚至可以晋升礼部尚书，“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12]。成化年间，有时一月之内便传升三四批道官，使道录司官员增至原额的十五六倍。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一派嗣教真人第47代天师张玄庆入觐，明宪宗降旨聘成国公朱仪女给他为妻，诰授大真人，母封玄君。此后，张真人每岁赴京朝贺。朝廷所给驿传廪给之规格，超过衍圣公，“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13]
明世宗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具体情况前面已经述及。这些位极人臣的道士，显赫一时，恩渥终身，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14]。
《道藏》的编纂 这是明代正一道士为道教著述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道教经典自唐朝开元年间以来，几经编纂成藏。宋、金、元代都有人做过补缀编辑。到了明朝初年，经版多遭焚毁散佚，亟须重新整理纂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