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广设斋醮。明世宗即位之初既滥行斋醮，“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据记载，当时“（邵元节、陶仲文）倡率道众，时举清醮，以为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呪，无间昼夜寒暑”[3]。明世宗还特别重视在斋醮仪式上焚化青词。[4]朝野士大夫为了获得世宗的宠幸，争相撰写青词。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任命的14位内阁辅臣中，有9位是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获擢升的，最著名的有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还出现了四位“青词宰相”，即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他们都是因为撰写青词而入阁。
第二，宠信道士。嘉靖一朝，受宠遇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士得一品之恩。邵元节，江西贵溪人，号雪崖。早年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因祈雨求雪“祷有验”，深得世宗宠信，封真人尊号，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陶仲文，湖北黄冈人。嘉靖年间因恃符术、长生术而得宠，封真人尊号，总各观住持，给诰印。特授礼部尚书，次第加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在明代仅此一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命还命方士徐可成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使之成为明代第四位担任礼部尚书的道士。
第三，迷信方术丹药。所谓方术，即指医、相、命、卜、观风、望气、象纬、堪舆、金丹、房中等术。明世宗尤信道教阴阳采补之道，相信丹药、秘术可以祛病延年。据载：“嘉靖间，诸佞悻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5]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服用了道士呈进的性燥的金石药后，病情加重，终于不治。他长生成仙的幻梦终于破灭了。而他“道术治国”的结果，却是荒怠朝政，将深陷内忧外患的明朝统治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嘉靖时期道教的贵盛，并非是道教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仅仅是昏君宠幸的结果，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代表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某种宗教能否扎根于斯、长盛于斯，往往取决于士大夫集团的态度。而道教在明代没有获得士大夫的认同和拥护（特别是与佛教禅宗相比），甚至被士人视为是“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尔”[6]。而上层道士及整个道团的腐化，更促使它迅速走向衰落。因此，明穆宗朱载垕即位不久即发下诏令：“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7]，尽革世宗崇道的弊政。虽然后来的皇帝仍有迷信方药、建醮祈禳之事，但道教却再也未能重新兴盛起来。
二、道教状况及成就
正一、全真两大派 元代以来，道教诸派逐渐演变成为正一、全真二大派。正一派是符箓诸派统一的产物，全真派则被视为丹鼎炼养派的代表。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斋醮仪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正式设道录司，总管全国道教。道录司对全国道士分全真、正一二种分别管理，二派度牒和职衔也各不相同。明太祖对道教派别作如此严格的区分，其目的是为了扬正一而抑全真，他之所以独重正一派也有其深远的考虑。明太祖曾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8]可见，以斋醮祈禳为职事的正一派，更适应明王朝通过神道设教进行伦理教化的需要，因此得到有明一代帝王们的大力扶持。洪武初年，明太祖即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道教事[9]，使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大为提高，远远超过了全真派，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