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朝帝王大多崇尚方术，扶持道教。终明之世，朝廷经常建醮设斋，帝王们动辄扶乩降仙，礼部长官多用道士。当时，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称号或被授官赐爵者数不胜数。不少道士尤其是正一派道士被朝廷委以重要官职，出入禁宫，干预朝政，有的位极人臣，擅作威福。道士地位之高、权势之重为历代所罕见，道教因而也对明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中国封建社会道教的兴盛发展进入了最后一个**。从此以后，它便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和解体，而开始了没落的过程。但是，尽管道教在明代贵盛一时，对于教理教义却没有建树，缺乏创新；道徒素质降低，教团日益庞大且腐化堕落。其宗教活动更多地限于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祈雨生风、镇宅镇基等，从而与世俗生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一、明朝诸帝崇尚方术，信奉道教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夺取天下，曾利用道人周颠、铁冠子为他编造神话、制造舆论，借以表明其势力的发展是天神的旨意，并且得神之助。他登基之后，他即征召正一派第42代天师张正常、全真道领袖张三丰以及邓仲修、傅若霖、刘渊然等，改封张正常为“真人”，正二品，予世袭，对他们优礼有加，极力扶持。与此同时，又在全国设立道教管理机构，并颁布一系列敕令，对道教加以扼制，使之控制在朝廷手中，能有效地为维护明朝的统治服务。洪武元年（1368年），他诏立玄教院（洪武四年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道录司，负责掌管天下道教事务。明成祖朱棣崇奉真武，声称其起兵“靖难”、入继大统是因得到了真武神的大力相助。即位之后，为了酬谢真武神，命有司于“京城艮方（东北）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1]。永乐十年（1412年），大举兴建武当山宫观，历时六年，费以百万计。武当道教因而走向兴盛。
明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明初既定的对道教既崇且抑的双重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尊崇过滥的现象。景泰三年（1452年），道士蒋守约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这在明史上是件破天荒的事。礼部为中央六部之一，尚书责任重大，道士的身份在士大夫们眼中属于“杂流”，根本不配担任如此重任。这说明明代帝王崇道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明宪宗即位后，崇道益甚。当时朝中担任要职的道士、方士数不胜数，其中尤以李孜省最为典型。李孜省（？—1487年），江西南昌人。曾为布政司吏员。当时明宪宗爱好方术，于是他“日采取符箓诸书以献，宠信日隆。八年间官至礼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骄恣，有忤己者必害之。”[2]成为明代历史上方士乱政的典型事例。成化四年（1468年），明宪宗任命道士李希安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宪宗还利用他首开的传升制度，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间，传升僧道官达三百数十次之多。他还大量敕封“真人”、“高士”，使明朝初年确立的封官升迁制度与僧道官制尽遭破坏。明孝宗也热衷于行斋设醮。弘治十七年（1504年），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
明世宗朱厚熜在他统治的45年间，终于将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最高点。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因受其父兴王朱祐杬崇信道教的影响，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即位第二年开始，便极力贬黜佛教，专崇道教，“以道术治国”，将朝廷的政治活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