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意义 王守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学说有着总结儒学的意义，显示了中国古代的某种终结和近代的开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有精辟的概括：“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积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黄宗羲的这段评语，影响了后世推崇阳明及其学说的学者的看法。
阳明心学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其理论的核心就是“致良知”。“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王守仁因对程朱主张向外格物穷理发生怀疑，又领悟到“吾性自足，向求之于外物皆非也”，遂以“心即理”命题立论，阐述良知说，倡导向内心用力，并断言良知“即是天理”。他通过“良知”即是“天理”这个命题，强调人人只要向内心省求，就能达到圣人境界，即使是愚夫愚妇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也可以做到。这种观点自然会促进人的主体意识的增长，使人耳目一新。这对引导人们从崇拜经典和偶像到崇拜良知和自我过渡，显然具有积极作用。
王守仁从“良知”本体论出发，建立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致知方法论即认识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同朱熹的“格物致知”一样，都是从《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推演出来的，但他们的结论并不完全一样，王守仁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把“致知”解释为“致吾之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他主张用内心去体认良知，强调要人用心于事物，以达到“格物正心”、为善去恶的目的。因此，他把“致良知”的过程看成是“诚心正意”、反省内求的“无人欲”以“存天理”的过程。以此为前提，他强调道德修养应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王守仁所谓的“致良知”不仅须要“知”，而且须要“行”。他认为外在的伦理规范容易徒具形式，道德行为首先应该在心上做工夫，因而他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以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这对于增强人们践行儒学伦理道德的自觉性，有积极意义。王守仁提出“破心中贼”比“破山中贼”更重要，因而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他的心学理论又都是为“破心中贼”服务的。
总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心学与事功学的统一和融合。它在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同时，强调知行合一、事上磨炼。王守仁的心学，不是吴与弼、陈献章那样远离尘世、独善其身的枯寂之学，而是积极入世、以治天下为己任的、富有生气的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生活与实践的哲学。他本人既是集心学大成的哲学家，又是事功显赫的政治家。他上策论，言边务，平定藩王之乱，戎马倥偬，征战一生。他用自己的心学思想和行动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心学体系的诞生，证实了这个心学体系的巨大效应。这对破除某些传统观念，反权威、反教条，发挥人的主体精神有积极作用。
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影响 阳明心学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以敢于突破朱学禁锢、反程朱理学的精神而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从本质上讲，阳明心学并未超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是将传统的伦理道德臻于系统和完善，其目的在于巩固明朝的统治。阳明心学主张简易，反对支离和烦琐，而且强调自我、蔑弃权威，提倡相对社会平等，这些见解不仅深得统治者的青睐，也有利于在中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
然而，嘉靖前期，由于桂萼上书抨击阳明之学，明世宗下诏撤销王守仁的恤典与世袭，当时阳明心学还只在部分中下层士人中流播。到了嘉靖后期，由于聂豹、徐阶、李春芳等大官僚的提倡，终于风靡天下。顾炎武指出：“嘉靖中，姚江（王守仁）之书虽盛于世，而士人举子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19]王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标准，就标志着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守仁终于被诏命从祀文庙。
王学与市民意识相互影响、融合，使中晚明的思想界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它起初只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而后由王学左派变为反礼教束缚、反专制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学术界或称之为“启蒙思潮”。这一思潮既表现于社会风气的变化，也表现于蓬勃发展的通俗文艺中。
然而，由于阳明心学过于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从而使人们脱离对客观事物的探讨和研究，不利于认识的发展和提高。这样，阳明心学在理论上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加上王守仁在不同时期所强调的侧面不同，门人弟子资质各异，对师说的理解不同等因素，在他去世后阳明心学就开始分化。据《明儒学案》所载：“阳明殁，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之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永丰聂文蔚。四家各有疏说，骎骎立为门户，于是海内议者群起。”具体来说，有浙中派、江右派、南中派、楚中派、北方派和粤闽派。当然，按地域标准来划分其流派，自有其局限之处，难以充分揭示王学分化的真貌。但从明代中期至晚明时期王学分化的总趋势来看，有的固守王学正传，有的则发展为独立的“异端”学派，有的表现为王学而返归朱学，有的则修正王学。王门弟子中也有一些人标榜新意，在理论上故弄玄虚，甚至宣扬佛教的因果轮回，谈空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造成严重的空虚之风，从而把阳明心学的消极作用推向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