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良知”就是要通过“正心”、“诚意”来“正物”、“正事”，要求人们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世。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守仁的“致良知”又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宗旨和归宿的，并未超出理学的规范。良知所内涵的天理即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所以王守仁认为，讲修养必须使“良知”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在为人处世中做到“去恶”、“为善”。他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相统一，要发扬道德与政事合而为一的传统，道德践行要包括从政、处事等事功方面的内容，并主张以道德践行来衡量道德修养，“实现良知”就是要改变道德与事功间存在的某些脱节现象。王守仁这种将道德修养与事功统一的思想，有其积极作用。此外，王守仁还认为“实现良知”必须通过“事上磨炼”，来不断增强道德修养，要言行一致。
王守仁虽然把“良知”说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但他强调“活泼泼”的“良知”这种主体道德意识的作用，在道德修养上注重“事上磨炼”，二者不免又存在某些矛盾。正由于它们之间的矛盾，埋下了后来王学分化的契机。
知行合一 理学是以作圣人为目标的心性之学，因而它的知行观主要是讨论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问题。王守仁龙场悟道，认识到“向求之于外物皆误也”。第二年他应聘主持贵阳书院，提出了“知行合一”。他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指出朱熹将“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为二”的原因。于是他针对朱学造成知行脱节、空谈道德性命而不躬身践行之弊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曾自道其“知行合一”宗旨说：“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激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18]这说明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说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确立一个信念，只要人们在刚开始意念萌动时，就照“善”的道德规范去做，把“不善”消灭在思想萌动的状态中。
可见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的“知”，是指“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指“良知”的发用流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良知”的体用合一。他认为，良知在发用流行中，知与行是合一而不分的，若被“私欲”隔断了，或者没有去认真践行“良知”，良知本体就会晦暗不明。所以，王守仁讲知行合一，讲复本体，实质上就是要保持所谓良知的本体面目。由于他讲知行，主要是在身心上做工夫，所以知行本体也即是心之本体，言知即有行在，言行即有知在，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但王守仁虽强调了“知行合一”，但却又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这样，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又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但“知行合一”说在认识和道德论上还是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扭转当时浇薄的士风，崇尚空论不重践行的弊端。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从思想到言行都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并提倡道德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然而，王守仁在“知行合一”说的论证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积极、合理的思想因素，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但总的来说，论证是不成功的，因此他在提出“知行合一”说的第二年离开贵阳时，即改变教法。王守仁晚年专提“致良知”三字，即知即行，原来他不易说清的心学体系的“知行本体”得到了解决。
三、阳明心学的意义和影响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危机的出现，人们已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禁锢和僵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市民意识开始多多少少反映出来，于是要求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尊崇人的主观精神成了时代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注重主体精神作用的心学思潮逐步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