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作为明代心学大师的王守仁，其心学思想体系要比陆九渊的心学更为广泛和精致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阳明心学是中国古代心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因他一生讲学授徒，弟子门人遍布各地，所以阳明心学成为一个颇具规模、实力和影响久远的学术思想体系。然而王守仁在世时，其学术思想虽有一定的影响，被一部分人所接受，但还不是很广泛，而且不时遭到朝廷内外的攻击和责难，更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之为“伪学”，攻之为“异端”。然而，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守仁的学术思想便逐步左右思想界，风靡一时。而作为“王学”创始人的王守仁，在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和学术方面的成就，及其弟子的四处讲学和广为传播，为阳明学派的崛起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
王守仁受陈献章、湛若水思想的影响，远承孟子，近接陆九渊，建立了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方法，以“知行合一”为特色的心学理论体系。
“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 王守仁所处的时代，正是朱明王朝统治危机四伏之时。当时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进入了一个**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王叛乱，王朝的权威急剧衰落。尤其使统治集团忧虑的是，僵化的程朱理学日益丧失控制人心的作用，社会风气越来越恶化，以致王守仁惊呼：“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疾革临绝之时！”[16]为了维护大明帝国的统治秩序，王守仁不遗余力，他曾先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镇压江西、福建、湖南、广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和广西思恩、田州八寨瑶族、壮族起义。他在平定藩王叛乱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深深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如果仅靠武力，那只能从表面上暂时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民众反叛，“民虽格面，未知格心”。比“山中贼”更具危害的是“心中贼”，因而必须在救治人心上下功夫，以挽救纲常破坏、道德沦丧所带来的社会危机。
从南宋末年以来，历代统治者即以程朱理学作为指导思想来维持统治，但程朱理学支离烦琐，流弊颇多。王守仁遂阐述“良知”说，肯定“良知”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认为人心的“那一点良知”，是“自家的准则”。任何事物都要放在良知面前衡量，以判断价值，决定取舍。这样一来，良知内含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成为人们的选择及行为标准。他还说良知是一种本性为善的聪明睿智，聪明睿智人人都有，圣、愚之区别不在有没有聪明睿智，而在能不能运用它。王守仁的良知说强调事尚磨炼，强调开掘其本体智慧，他企图通过唤发人们的良知，使人们自觉地践行道德规范，以达到真正“破心中贼”的目的，而且这也是“破心中贼”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为了根除社会动乱的根源，王守仁还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进一步阐述了儒家“仁政”的政治思想，并希望通过他的“良知”之学，使统治者能做到亲民、爱民、养民，但他也主张爱有差等，所以他要求农、工、商贾要各守其分，各安其业，以维护现存的等级秩序和社会安宁。同时，王守仁还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和控制问题提出了一套颇为独特的乡治理论。其《南赣乡约》的制定和推广，可以视为王守仁乡治思想的典型体现。他的乡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倡“革心”之术，他试图通过每个人心灵的自我净化达到防止以至消除外在的不良行为的目的，要求人们将自己的心“痛加刮磨一番”，以求达到“扫**心腹之寂”的理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