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对藏传佛教僧人“广行招谕”，大加封赐。元朝末代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朝贡，明太祖加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给玉印，俾使“镇抚军民”。他还先后加封章阳加沙监藏及其弟子锁南札思巴噫监藏卜为“灌顶国师”，加封公哥监藏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派遣汉僧智光赍玺书、彩帛到西藏地区及其邻境的尼八剌国（即今尼泊尔）访问，“宣扬天子德意，远缴悦服”。后来明廷又规定藏族僧人入关后，一切舟车与全日饮馔之费，悉由沿途地方官府供应。这类礼遇藏僧的诏令，促使为数众多的西藏僧俗集团络绎来到京师朝贡、请封、受赐和经商，大大加强了汉藏二地的联系。
宣德铜铃、铜杵
（明廷颁给西藏布达拉宫的礼物）
明太祖还设置茶马司[46]，专门负责汉藏两地的贸易往来。后来这种贸易形式发展成为一种封建义务。使汉藏两地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明成祖之后诸帝，或遣使赴藏广赐藏僧，或征召藏僧来京给予封赐。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前来朝贡或传法的藏僧不绝于途。明武宗崇尚西藏密宗。在西华门内修建延寿佛殿，招请藏僧占竹来京，封之为灌顶大国师，随侍左右，更进一步地推广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
明神宗万历年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致函明朝廷请求定期朝贡，明神宗授予其众大觉禅师及都纲等职，待索南嘉措以国师之礼。[49]
万历四年（1576年），位于京师阜成门外二里沟的双林寺告成，这是一座典型的密宗寺院。院内供奉的折法中三大士都是藏僧的形象。据载，当时宫中的英华殿、隆德殿等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由近侍负责灯烛香火，逢年节悬幡设帐执经诵念。
到了明朝后期，在帝王们的优宠下，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由宫廷扩散到民间。明朝灭亡后，西藏与内地的交通隔绝，藏传佛教各派无法派僧团赴内地活动，它在内地的影响也告一段落。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与格鲁派的创立是明代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宗喀巴（1357—1419年），本名罗桑扎巴，生于今青海湟中县鲁沙尔地方。幼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出家，学习显、密教法。16岁赴藏深造，钻研经典，并开始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学经典及亲自注疏，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鉴于当时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的情况，他从倡导戒律入手，开始了宗教改革。
1388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他提倡不论显、密僧众都应遵守戒律。他修复颓圮的旧寺，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通过举办法会，来扩大影响，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著述中，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宗教思想的主旨，阐明显、密两宗修行次第，强调恪守戒律，规定学经程序，制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形成了一代宗风。永乐七年（1409年），宗喀巴在阐化王帕竹政权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全藏性的不分教派的祈愿法会。这次法会标志着宗喀巴已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不久，甘丹寺的创建，宣告了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体系正式形成。
宗喀巴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永乐十二年（1414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释迦也失虽然不是教派首领，明成祖仍封他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给印诰，倍加优宠，从此格鲁派得到了明朝政府的确认。释迦也失返回西藏后，利用明廷丰厚的赏赐，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立色拉寺。它与甘丹寺、哲蚌寺[50]被并称为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从此格鲁派（黄教）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在清朝政府的扶持下，成为西藏地方执政的教派和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宗派。
四、晚明士大夫的佛学研究
明朝中叶以后，佛释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万历年间，京师士大夫聚会谈禅成风，旬月必有一会。湖广袁玉蟠、袁中郎兄弟，南直隶吴本如，四川黄慎轩，浙江陶石篑等通常是这些聚会的发起者或组织者。据载：“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51]这段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官僚士大夫与僧侣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佛学，尤其是禅宗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在家居士研究佛学蔚然成风。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曾较深入地研究过禅宗，曾撰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佛学著作。最重要的是，他还给予晚明士大夫禅学的代表人物——袁宏道以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
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明代文坛上居于重要地位。万历十九年（1591年），袁宏道慕名走访李贽，向李贽学禅。三个月后，袁宏道的禅学有了飞速长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宏道前往黄州龙潭再晤李贽，李贽对他大为赞赏，称誉备至，说唯有袁可以担荷禅宗“入微一路”[52]。而实际上，袁宏道的禅学功力，已使他成为当时禅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禅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心性”二字，认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53]中年以后，袁宏道又转向对净土法门的研修，与当时许多高僧一样，落入了禅净兼修和净土归向的窠臼，试图通过净土修习以摆脱生与死的困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编著完成了《西方合论》一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禅净融合的佛学思想，为明代佛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智旭在评论袁宏道时认为，袁的佛学思想具有很突出的代表性，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居士。
晚明士大夫佛学研究是历史上佛教运动的又一**。瞿汝稷是名僧真可的至交。他博览禅宗典籍，编撰了《水月斋指月录》32卷，系统地汇辑了禅宗师徒相承的主要语录，包含自过去七佛至道川禅师600余人，是宣扬禅宗思想的重要著作。
明末士大夫如焦竑、汤显祖、董其昌、陶望龄等都与佛教界有过很深的交往。他们不顾朝廷禁令，与僧人们谈经说法，诗文唱酬。因此人们认为万历时期四大高僧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响应和支持的结果。晚明士大夫研修佛学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佛教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通过佛学表述他们个性解放的要求，揭露和抨击了理学的虚伪与腐朽，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