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尼数量及其政治地位 明初，朝廷对各州县僧尼人数有明确规定，即府不得过40人，州30人，县20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38]这一点与对道士的规定是一致的。洪武初年，官方给牒的僧尼有几万人，实际数字恐怕不止这些。成化十二年（1476年），度僧10万；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度僧20万。据此可推断，成化年间，全国僧尼数目已达50万人。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曾一天度僧道4万人。崇祯末年，兵连祸结，国家财源枯竭，兵源几尽。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条陈，其中一条建议便是“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39]。由此可以想见，明末僧尼数量不会低于50万，甚至更多。
米黄釉阿弥陀佛瓷像
明代僧人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明初的许多上层僧人常常可以直接面见皇帝，“坐而论道”。如历事六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的名僧智光，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宣传圣化”，“眷宠之隆无以复加”。由于僧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许多人有机会靠近权贵，结交权贵，享有一定的特权。史载“京师僧如海”，京师“游僧万数”，这正是明代僧人“趋鹜宰官”[40]、希图获取政治特权的表现。其中，尤以道衍（即姚广孝）的地位最高。道衍在辅助明成祖登上帝位后，作为朝中重臣处理政务，“冠带而朝，退仍缁衣”[41]，亦官亦僧。他监修《太祖实录》，又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对永乐初年的军国大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吉祥天母鎏金铜像
寺院及其经济实力 明初规定，各府、州、县只许各保留一所寺院，则全国佛寺最多也只有一千多所。但是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这些。据《大明会典》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仅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达639所。万历年间，京师“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42]。就仅宛平一县，竟有佛教寺庵351所，其中寺有211所，庵有140所[43]，可见明时佛寺之多。
明代佛教寺院都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一般寺院通常拥有“常住田地”，即普遍占有的土地；敕建寺院除了拥有“常住田地”外，还拥有“钦赐田地”。寺院里设置专职人员管理财经事务，说明寺院的土地不在少数。建文年间，曾有人提出限制寺院田地。明成祖即位后，宣布不再限制僧道占有的土地数目，因此有的寺院占地多达千亩，甚至万亩。寺院的田地一部分来自朝廷的赏赐，大部分来自地方缙绅、富商的布施和绝嗣户的遗产。寺田名义上是寺庙公产，但多数都被有权势的住持所据有，他们成为土地占有者和剥削者，享有与其他封建土地占有者相同的特权，受到封建朝廷的保护。明末名僧元来，曾住在金陵的天界寺，史载该“寺故广袤数十里，可容数万人。是时，冠履相趾，寺为之小。香积之费，日至巨万。”[44]可以窥见当时寺产之大。
《大藏经》的刻印与成就 明代官刻、私刻的佛教《大藏经》共有六个版本，在汉文《大藏经》刻印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六个版本的佛教《大藏经》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和《嘉兴藏》。
《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是明代官方主持刻造的三个藏经中最早的版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于金陵蒋山寺开始点校，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雕印完成。收佛教经典共1610部，6331卷。永乐六年（1408年），雕版遭火灾焚毁，刻本几乎没有流传下来。
《永乐南藏》，通称《南藏》。永乐十年（1412年）左右开始在南京创刻。它虽为《洪武南藏》的再刻本，但在编次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收录的经籍也少于洪武本。永乐十七年（1419年）完成。共收录佛典1625部，633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