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为左右佞幸所蛊惑，特别崇尚西藏密宗。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间，他自号“大庆法王”，命有司铸造“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呈进，并下令大庆法王法印与玺书并行。此举可谓荒唐至极，遭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他给藏僧度牒3万，以推广藏传佛教。他经常穿着喇嘛僧衣，宣演佛法。[30]更有甚者，明武宗一反成法，在西华门内修建寺庙（即延寿佛殿），用喇嘛为住持，与喇嘛朝夕相处，荒怠政务。由于他如此“好佛法”，致使正德年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31]。他先是招请藏僧占竹至京，封之为灌顶大国师，继而又封乌斯藏使臣蝉吉我些儿为大德法王，封肖藏卜为大觉法王，封那卜坚参及劄巴藏卜为法王，封那卜领占及绰即罗竹为西天佛子，等等，吸引大批西藏僧人来到内地和京城，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的扩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整日沉溺于念佛经、传密法的荒唐行径，进一步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明武宗大兴佛寺，在当时形成了“缁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北京）城十之一二”[32]的景象。
明神宗颁经华严寺，耗巨资修寺庙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既佞佛又重道（教）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的万历二年（1574年），曾斥巨资重修位于北京城南的海会寺。[33]与此同时，位于京城西南的承恩寺和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处的慈寿寺也拔地而起。万历五年（1577年），明神宗又在西直门外七里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万寿寺，非常壮观。这位热衷于建寺庙、办佛事的皇帝曾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34]因此，他将明初官刻的佛教大藏经《北藏》637函及续编藏经41函一并颁赐给云南鸡足山的华严寺。
金字写本《华严经普贤菩萨行顾品》
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也一向有“好佛”之名，她自号“九莲菩萨”，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指神宗）亦助施无算。”[35]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名僧紫柏达观和尚来到京师，慈圣皇太后表示要专门为他修建一座寺庙，神宗皇帝也屡赐御札，与他讨论佛教问题。于是佛教在万历年间兴盛一时，士大夫信佛讲禅蔚然成风。
明代诸帝中亦间或有限制佛教的，而排斥佛教最为激烈的当属明世宗朱厚熜。明世宗因迷信道教，妄想长生，极力排斥佛教。他曾“刮正德所铸镀佛金一千三百两”[36]，晚年又采纳真人陶仲文的建议，焚毁佛骨1200余斤。排佛限佛的皇帝在明代终究是少数，而大多数皇帝都“与佛有缘”。明代诸帝不论佞佛还是恶佛，各代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皇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时，都要剃度一位幼童替身出家[37]，足见明代皇帝确有佞佛的传统。明代佛教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维持存在并且向前发展着，并在历代皇帝的扶持推崇下，获得了一次次繁盛的机遇。
二、佛教的发展状况
明代佛教的基本状况，如僧尼、寺院的数量都缺乏精确数字，我们仅可能从散见在正史与野史的零星记载窥见大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