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倚重僧人建功立业，积极扶持佛教 明成祖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与僧人道衍有着密切的关系。道衍是当时燕王朱棣身边的高僧，北平庆寿寺的住持。他密劝燕王举兵，发动“靖难之役”。史载“帝（指明成祖）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23]在道衍的谋划、策动之下，朱棣终于由藩王而入继大统，成为明代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成祖即位后，论功行赏，因道衍出力最多，“论功以为第一”，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死后享受的哀荣更是超过生前。
也许正是因为与佛教有这样一段因缘，明成祖即位后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护持的态度。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法华经》亲笔撰写了一篇序文，题为《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在这篇序文中，他对佛教大加赞扬，对《法华经》倍加推崇。不仅如此，明成祖还亲自为“神僧”作传，御撰《神僧传》9卷[24]，从东汉的迦叶摩腾到元代的胆巴，计收入神僧共208人。这在佛教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充分反映出明成祖对佛教热衷的程度及其与佛教相当密切的关系。
明成祖还对藏传佛教的僧人大行封赏。不仅在加封人数上而且在授予的职位上都远远超过明太祖。据载：明成祖“兼崇其教（指藏传佛教），自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及（大室、大乘）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25]于是，明成祖首开了僧人封王之先河。成祖大封藏地僧人，其政治目的远远超出宗教意义，其结果是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对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英宗、景帝大兴佛寺，广度僧尼 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这位权宦不仅热衷于权势，还专注于崇佛。他先是劝导英宗每年为僧尼发放一次度牒，随后大兴土木，营建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26]明英宗为大兴隆寺赐号“天下第一丛林”。明英宗还常命僧人大作佛事，“躬自临幸”，结果使佛教活动日益兴盛。由于昏君、权宦为佛教大行方便，一些不法军民之家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冒充僧人，以致时人有“僧尼蠹国”[27]之叹。
明景帝佞佛与英宗如出一辙，即位伊始便下令兴建大隆福寺，意欲与大兴隆寺一比高低。景泰四年（1453年）三月，大隆福寺告成，其规模之宏大为京师第一，“庄严与兴隆并”[28]。耗费达数十万之巨。上行下效，明英宗、景帝热衷佛教的结果，使民间崇佛之风盛极一时，“男女出家累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营构寺宇，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记”[29]。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不能不说与明英宗、景帝佞佛、败坏朝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明武宗自号法王，建寺宫中 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非常迷信佛教的昏君。他即位不久，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间，一天之内，就“度僧道四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