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我国广泛传布，到隋唐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宗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及至文学艺术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到了明代，佛教总体处于衰微趋势之下，但是由于明代帝王们的偏好，又屡获殊遇，曾一度呈现出繁兴景象。
一、佛教发展在明代的机遇
晋僧道安有句名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明代帝王中，佞佛者居多，排佛者极少，而能够有效地利用并理智地控制佛教者，当属开国皇帝明太祖。
明太祖制定佛教政策，为佛教的发展开辟道路 明太祖朱元璋17岁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对佛教有一定的感情也有较深的了解。他即位后，针对佛教对封建统治的利弊，制定了朝廷利用且控制佛教的一系列措施：第一，设置了佛教管理机构。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令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领佛教。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和觉义等僧官，其品秩很高，由礼部任命。第二，制定免费给牒制度。唐宋以来，历代各朝大多实行计僧售牒，以限制僧人数量的增多。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下令，对全国各地僧尼普遍免费发给度牒。后来又规定，每三年发一次度牒，为出家的僧尼提供更大的方便。第三，规定了佛门讲经内容及念经方式。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21]《心经》、《金刚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宣扬“一切皆空”思想，明太祖此举的目的在于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的统一，以达到“愚及世人”的目的。另外，他还对和尚应采用何种法事仪式和具备何种资格等作了具体规定。他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对僧录司所下圣旨中称：“即令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申情之用。恁僧录司行文书与诸山住持并各处僧官知会，俱各差僧赴京，于府内关领法事仪式，回还后习学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试验之时，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方许为僧；若不省解，误念且生，须容周岁再试。若善于记诵，无度牒者，试后，就当官给予；如不能者，发为民庶。钦此！”[22]
第四，整顿佛教，强化对佛教的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先后颁布《申明佛教榜册》及有关圣旨，针对当时佛教存在的寺滥僧窳的状况，对僧人的活动作了一些限制，如禁止僧俗混淆，禁止僧人交结官府、聚敛财富，禁止僧人干预政事，等等。目的是为了通过净化佛教，而达到利用佛教的目的。
明太祖的如上举措，表明他对佛教的命运非常重视。其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佛教的护持不仅仅体现在举办法会、大度僧尼等形式上，而是从佛教发展的长远利益着眼，从整顿入手，妥立规矩，强化管理，再为僧人的传教活动提供方便。其目的是为了使佛教在维护明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得以顺利发展。这是明太祖崇佛、佞佛却又与后来诸帝有所不同之处。
